Dear old Ellen：
我知道，相隔这么多年收到我一封信，你一定会惊讶不已。自从我最后一次写信给你，差不多已经有五年，也许甚至有六年之久了。我记得那是你最小的女儿结婚时我给你的贺信。这次我提笔写信可不是出于这样庄严隆重的原因。我要把一次奇特的邂逅推心置腹地告诉你，我的这种需要，也许你会觉得奇怪。可是我在几天前碰到的事，只能向你倾诉，只有你一个人能够理解这件事情。
写到这句话，我不由得停下笔来，暗暗发笑。我们当年还是两个稚嫩的十五六岁的少女，心情激动地坐在教室里，或者是在回家的路上互相倾诉孩子气的秘密时，不是也老说：“只有你一个人能够理解这件事情吗？”在我们当时的青春岁月里，我们不是互相庄严宣誓，一定把有关某个人的情况，一点不漏地每个细节都告诉对方吗？如今这一切都成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前的往事，但是发过誓就应该始终有效。我要你看到，虽然迟了一些，我还是忠实地恪守诺言。
整个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我今年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日。我丈夫作为主任医师调到R城的大医院里，搬家的事情全部落在我一个人身上。这当儿我女婿又带着我女儿出差到巴西，把三个孩子留在我们家里。孩子们突然得了猩红热，一个接一个，我得护理他们……最后一个孩子还没有完全病愈，我的婆母又去世了。一切都乱了套，我起先以为，自己能够挑起这副重担，可是不知怎的，这些事情让我耗去的精力心血远远超出我的想象。有一天我丈夫默默地端详了我一阵之后，对我说道：“我想，玛格丽特，所幸孩子们都已经恢复健康，你应该关心一下你自己的身体了。你看上去疲惫不堪，你让自己劳累过度了。到乡下哪个疗养院去呆上两三个星期吧，这样你又可以重新精力充沛了。”
我丈夫说得有理，我承认我已心力交瘁，事实上情况还要糟。一有客人来，我便意识到这一点，——自从我丈夫在这里就职以后，我们不得不应酬大批客人，还得外出做客——客人待上一个小时，他说什么，我就有些充耳不闻了。最简单的家务事我也常常忘记，而且忘记的次数越来越多。早上我得使劲强迫自己才能起床。我丈夫想必用他那清澈的、训练有素的医生眼光，诊断出我这身心极度疲惫的状况。我的确别无所缺，只缺少十四天休养。两周之内，不去想厨房，不去想内衣床单，不去想做客访问，不去想每天的琐事，两周之内，一个人待着，只做我自己，而不是只做母亲、外婆、家庭主妇和主任医师的夫人。碰巧我孀居的姐姐有时间到我们家来，这样我不在家时，一切也都有人照顾，我没有了后顾之忧，便听从了丈夫的忠告。二十五年来我第一次独自离家休假，是的，我甚至事先就怀着某种迫不及待的心情，希望这次全身放松会给我带来新的活力。我丈夫叫我在一家疗养院疗养。只在这一点上我拒绝了他的建议，尽管他很周到，事先给我选定了一家疗养院，他和这家疗养院的院长是青年时代的朋友。我之所以拒绝，是因为那儿仍有许多人，还有熟人，在那儿又要讲究繁文缛节，应对进退，而我别无所求，只求和我自己在一起，两周之内，看看书，散散步，做做梦，不受干扰地多睡一会儿，两周之内不打电话，不听收音机，两周之内，沉默无言，两周之内平静无扰地做我自己，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多年来我无意识地，别无所求，只向往这种完完全全的彻底沉默和彻底休息。
我于是回忆起我们婚后最初几年住在波岑的情景，我丈夫当时在那儿当助理医生。有一次，我们徒步三小时，爬到山上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在一个小得可怜的市中心广场边上，面对着教堂，有一家乡下旅店。这类旅店在蒂罗尔很常见，房子用又宽又大的四方石块盖在平地上，二层楼上面是宽阔的、遮住全屋的木头屋顶，有一个宽敞的露台，这一切全被葡萄叶簇包围起来。当时正值金秋季节，葡萄叶簇像是殷红的可又使人清凉的火焰围着房子熊熊燃烧。旅馆左右两侧蹲着一排排矮小的房屋和宽阔的谷仓，颇像忠实的狗，而旅馆则敞开胸怀站在柔和地飘浮的白云下面，远眺前面绵延无尽的群山全景。
我当时站在这家小旅店前面，充满了憧憬，几乎像着了魔似的。你肯定知道这种情况：在铁道上，或在漫游时一眼看见一幢房子，突然产生一个念头：为什么不生活在这里？住在这里肯定会感到幸福。我相信每个人有时都会闪过这样的念头，只要在什么地方你曾长久地注视过一幢房子，心里暗自产生在这里可以幸福生活的秘密愿望，那里感性的形象随着每根线条都会印进你的记忆之中。时隔多年，我还回忆起窗前红色和黄色的花盆，以及二楼的木头走廊，那里晾挂着的被单内衣，像彩旗一样纷飞飘舞；我回忆起涂了颜色的百叶窗，蓝底上涂了黄色，当中刻着小小的心形图案；我还回忆起屋脊的木梁，上面有鹳鸟的小巢。有时候，心情烦乱，我会突然想起这幢房子，想到那里去住上一天。我会以一种梦幻似的半清醒半混沌的状态这样想着，就像人家想象一些不可能办到的事情那样。难道现在不是实现这个几乎已经消逝的旧日愿望的最好机会吗？山上这座花花绿绿的房子，这家旅馆，没有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讨厌的舒适设备，没有电话，没有无线电，没有来访者和各种繁文缛节，难道这不就是治疗过分疲劳的神经的对症良药吗？正当我把这旅馆唤回记忆之中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闻到了山风带来的浓烈、馥郁的芳香，听见了乡间悠远的牛铃的叮当声响。单凭回忆，我便第一次鼓起新的勇气并且精神振奋。这种灵机一动似乎是完全无缘无故地涌入我的脑海，事实上是长久以来藏在脑中、潜入心底、等待已久的愿望突然放射出来。我丈夫不知道我曾多少次梦见过这幢多年前曾经见过一次的小房子，听我说起，先是微微一笑，接着就鼓励我向那儿打听一下。那儿的人回答，三间客房全都空着，我可以随心所欲，任意选择。我心想，这样更好：没有邻居，不用谈话，我就乘坐下一班夜车。第二天早上，一辆乡间的单驾小马车就带着我的箱子，慢慢悠悠地把我送上山去。
我发现一切都妙不可言，完全像我所能希望的那样。房间里配备了发亮的松木制作的简单家具，光洁明亮。没有别的旅客，阳台由我独自使用。从阳台上可以一直看到无边无际的远方。看一眼洗刷得锃亮、干净得发光的厨房，我这有经验的家庭主妇就知道，我在这里定会得到最好的伙食。旅店女主人是一位体型干瘦，态度亲切，一头灰发的蒂罗尔女人。她再一次向我保证，我在这里不用害怕会受到任何打扰或者任何来访者的骚扰。当然每天晚上七点钟以后，村公所书记官、宪兵队长和另外几位邻居会到旅店里来喝酒，玩牌和闲聊，但是这些人全都轻声轻气，到十一点他们又都各自散去。星期天做了礼拜以后，说不定下午也会热闹一些，因为从山坡上，农庄里会有一些农民过来，不过我待在自己房间里几乎什么也听不见。
白天阳光实在明媚，我无法久待在房里。我把随身带来的衣物从箱子里取出来，让他们给我一块上好的乡间褐色面包和几片冷肉，然后出门散步，踏过草地，向上攀登，越走越高。大自然的一切都敞露在我面前，细浪翻滚的河流在山谷里流淌，高山顶峰戴着白雪花环，和我一样自由自在。我感到阳光一直射进我的毛孔。我走啊走啊，一个劲地走。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三个钟头，一直走到阿尔卑斯山草地的最高处。在那里我摊开手脚，躺在柔软、温暖的苔藓上，伴着蜜蜂的嗡嗡声，山风有节奏地轻轻吹拂，巨大的宁静笼罩着我，我感觉到向往已久的宁静。我惬意地闭上眼睛，沉浸在梦幻之中，丝毫没有意识到我已入睡，何时入睡。直到凉意侵入我的肢体我才醒来。已经快到黄昏时分，我大概足足睡了五个小时。这时我才知道，我是多么疲劳，可是我的神经和我的血液都已感到清新。我踏着坚强、坚定、富有弹性的脚步走了两个小时，回到我的小旅馆里。
女店主已经站在门口。她有些担心我迷了路。我已饥肠辘辘，她建议立刻为我做晚餐。我不记得几年来曾经这样饿过，便非常乐意地跟她走进餐厅。这是一间昏暗低矮的房间，装有木头护壁，桌上铺着红蓝方格的桌布，让人感到舒适，墙上挂着羚羊角和交叉的步枪。那硕大的蓝釉砖砌的火炉，在这暖和的秋日虽说并没有生火，房间里却有一股舒适的固有的暖意。我看那些客人也很顺眼。一共四张桌子。宪兵队长、税务官和村公所书记官，围着一张桌子在玩纸牌，每人身边放着一杯啤酒。另一张桌旁坐着九个晒得黝黑的农民，他们强壮有力，模样粗野，胳臂肘支在桌上。像所有的蒂罗尔人一样，他们寡言少语，只是一个劲地吸着他们长把的瓷制烟斗。看得出来，他们白天干活很是辛苦，只想休息一下，实在太累，懒得思索，也懒得说话。这些农民，为人诚实，规规矩矩，看着他们那像木雕一样坚硬的脸，你会感到舒服。在第三张桌旁坐着几个马车夫，小口啜饮着烈性的大麦烧酒。他们也浑身疲惫，一声不吭。第四张桌子是为我铺设的。不久桌子就放了一大盘烤肉，我要不是吹了山风，饿得发慌，平时我是一半也吃不下去的。
我从房里带了一本书下来，打算在这里看看书，但是坐在这安静的房间里，置身于这些和蔼可亲的人们中间，很是舒服。他们在你身边既不打扰你，也不使你感到压抑。有时候门一开，一个金发男孩进来，为他父母来取一罐酒，一个农民进来，从我身旁走过，在柜台旁喝上一杯。一个女人走来，和女店主轻声聊天。女店主则坐在柜台后面，给她的孩子们或者孙子们补袜子。人来人往，悄无声息的节奏美妙已极，让你看了舒服，并不使你心烦。我在这种安适的气氛中感到心旷神怡。
我就这样坐了一阵，做梦似的，一无所想，——大概在九点左右，门又打开了。这一次可不像那些农民进来，慢悠悠地安详地把门推开。门被突然撞得大开。进来的那个男人不是马上把门关上，而是直挺挺地站在门槛上，似乎还没完全下定决心，是不是该进来。然后他一甩手把门关上，比别人关门的声音要响得多。他环顾四周，用低沉洪亮的声音说了声：“上帝祝福诸位，先生们。”向大家问好。这声音有些做作，不像农民的问候，立刻引起我的注意。在蒂罗尔的乡村酒店里，人们问好，通常是不用城里人说的“先生们”的，事实上，这个花哨的称呼似乎也没有激起酒店里的客人们多少热情。没有人抬头看他，女店主安安静静地继续补她的灰色毛袜，只有马车夫坐的那张桌子旁，有人不冷不热地轻轻咕噜了一声“上帝祝福你”作为回答。这句话在蒂罗尔也同样可以含有“见鬼去吧”的意思。这位怪客的奇特之处，似乎谁都见怪不怪。可是这陌生人并不因为这不友好的接待而变得手足无措。他以庄严的姿势，把他那稍稍嫌大，丝毫不像农民戴的帽子慢慢地挂在一只羚羊角上，帽檐因为常戴常脱已经磨烂，然后他挨桌打量，犹豫不决，不知该在哪张桌旁入座。没有一个人开口向他发出邀请。打牌的三个人正以引人注目的热忱，热衷于他们的纸牌。坐在条凳上的农民一动不动，根本不打算挤一挤，腾出位子。而我自己也被这位陌生人古里古怪的举止弄得很不自在，惟恐他喋喋不休地饶舌，急忙把我的书打开。
陌生人没有办法，只好迈着显然有些沉重的、不大灵活的脚步向柜台走去：“来杯啤酒，美丽的老板娘，泡沫喷涌，鲜美爽口。”他相当大声地要了酒。这个夸张激越的古怪声调又一次引起我的注意。我觉得蒂罗尔的乡间酒店可不是用这种文绉绉的腔调说话的地方，这位当了老奶奶的老实巴交的女店主身上，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勉强配得上这样的奉承。果然如我预料，这个称呼丝毫没有对她产生特别的影响。她不答话，拿起一个陶制大肚子酒杯，用水涮了一涮，拿块布擦干了，从桶里把酒杯装满，——不算不客气，可完全是无动于衷的样子——隔着柜台，把酒杯推到客人面前。
挂在链子上的圆形煤油灯恰好在柜台前面，悬在他的头上，因此，我有机会更仔细地端详这个奇特的客人。此人看上去大概六十五岁左右，身体已经发胖。他一进门我就发现，他走路拖着脚步，步履沉重。我作为大夫的妻子，多少积累了一些经验。我马上看出他这种步态的原因，想必是一次中风，使他半身不遂。因为他的嘴也歪向一边，左眼的上眼皮明显的更松垂，这就使他的脸带有扭曲的痛苦表情。他的服装在一个山区小村里是与众不同的。他不穿乡下农民穿的短上衣和他们通常穿的皮裤，而是穿一条松松垮垮的黄色长裤，从前想必曾是白色的。还有一件上衣，显然早已嫌小，而且肘部已经磨亮，有破裂的危险；一根领带系得歪歪扭扭，像条黑绳子似的从他那肥胖、变粗的脖子上挂了下来。他这身装束透着落魄潦倒，可是这人很可能曾经一度气宇轩昂。他的天庭饱满，配着浓密蓬乱的白发，颇有点慑人的威仪，可是在浓重的眉毛下面却显出衰颓的景象。发红的眼皮，盖着一双模糊的眼睛，面颊松弛布满皱纹，垂落到松软肿胀的颈脖。他不禁使我想起曾经在意大利看见过的罗马帝国后期皇帝的面具，帝国沦亡时期的某位皇帝。
在最初的一刹那，我还不知道究竟是什么这样强烈地吸引我如此专注地观察他，但我立刻就懂得，我千万要小心谨慎，不得向他暴露我的好奇。因为显然，他正迫不及待地想找人谈天，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压力，迫使他说话。他那微微发抖的手，刚把杯子举起来喝了一口，他就大声发表意见：“啊……妙不可言，妙不可言。”说着环顾四周。没有人答理他。玩牌的人洗牌分牌，其余的人吸着烟斗，大家似乎都认得他，可是由于什么我不知道的原因对他并不好奇。
最后他憋不住了。他拿起杯子，走到农民们坐的那张桌子旁边：“先生们，请腾点位子给我这把老骨头。”农民们在条凳上挤了一挤，对他不再表示注意。一时间，他不吭声，只是把半满的杯子交替地往前往后挪动。我又看见，他的手指挪动时在发抖。最后他把身子往后一靠，开始说话，而且说得相当大声，看不出来，他在跟谁说话，因为身边的两个农民明显地表示反感，不愿和他打交道。他其实是冲着大家说话。他说话——我立刻感觉到——就只是为了说话，就只是为了听自己说话。
“今天这可是件事。”他开口说道，“伯爵先生是一番好意，一番好意，这没说的。他乘坐汽车在街上遇到我，停了下来——不错，为了我的缘故把车停了下来。他说他和孩子们乘车下山到波岑去看电影，问我是否有兴趣跟他们一起去，——真是个高雅的绅士，有教养，有文化，懂得赞扬别人的功绩。对这样的人是不能拒绝的。再说我也懂得怎么做才得体，于是我就乘车同去，当然是坐在后座上，坐在伯爵先生旁边，——跟这样一位先生同车，怎么着也是一件荣幸的事。我就让他把我带到开设在主要大街上的那家电影院去：很有气派，好多广告、好多电灯，就像举行教堂落成典礼似的。好吧，干吗不去看看英国先生或者大洋彼岸的美国先生弄的玩意，看看他们花了大钱为我们拍的片子。他们说电影这玩意也应该算是一种艺术，呸，见鬼去吧。”他说着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不错，我说了，见鬼去吧。他们把什么样的垃圾搬上了银幕！这对艺术来说简直是耻辱，对于拥有莎士比亚和歌德的世界来说也是耻辱！一开头先来一些花花绿绿的畜生搞的五颜六色的杂拌，傻得要命，——好，我不说什么，也许孩子们看了会高兴，对谁也没害处。可是接下来他们演了一场《罗密欧与朱丽叶》。这玩意应该禁演，以艺术的名义禁止它上演。那些诗句，听上去，就像是从炉子的烟囱里发出的尖声怪叫，这可是莎士比亚神圣的诗句啊。全剧弄得甜甜蜜蜜，庸俗不堪！要不是因为伯爵先生在场，我差点跳了起来，拔腿就跑，是他邀请我去的呀。用最纯净的金子制造出这样一堆狗屎，一堆狗屎！我们这号人不得不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他拿起杯子，喝了一大口，又使劲地把杯子往桌上一放，发出一声巨响。现在他已经大声说话，几乎是在嚷嚷。“今天的演员就演出这些东西——为了几个钱，为了该诅咒的钱，他们把莎士比亚的诗句吐到机器里，把艺术糟蹋得不像样子。那我可要赞美街上的每一个婊子了！我对婊子比对这些猴子更加尊敬。这些猴子让人把它们光滑的脸蛋放到一米多大，钉在广告牌上。他们对艺术犯下了罪行，为此几百万几百万地捞进腰包。他们破坏了语言，生动的语言，冲着一只漏斗大声吼叫莎士比亚的诗句，而不去教育民众，教诲青年。席勒曾经称剧院为道德学校，可是席勒现在已经不算数了，今天什么也不算数了，只有钱——那该诅咒的钱——才算数，还有他们善于为自己做的广告，才算数。谁要是不精于此道，就活该死掉。可是我说，宁可饿死。对我来说，谁若把自己出卖给这该诅咒的好莱坞，就该上绞架！上绞架！上绞架！”
他大声嚷嚷，拳头猛砸桌子。玩牌的那桌，有人咕噜了一声：“见鬼去吧，安静点！听你白痴一样地胡扯，都不知道在打什么牌了！”
老头猛地一抽搐，仿佛要回敬一句什么，他那已经失去光辉的眼睛刹那间闪出强烈激愤的光芒，可是接着，他又做出一个不屑一顾的动作，仿佛想说，回敬他们有失身份。两个农民吸着烟斗，他用茫然的眼睛默默瞪着前方，沉默不语，迟钝而沉重。看得出，他强迫自己默不作声已不是第一次。
我大吃一惊，我的心直哆嗦。这个受到屈辱的人身上，有什么东西使我激动不已。我立刻感觉到，他以往想必曾经是个身份较高的人物，不知怎的——也许是由于酗酒——落魄到这般地步。我吓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惟恐他或者别人会开始大闹一场。从他进门，我听见他的声音那个瞬间起，他身上有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使我忐忑不安。但是什么事也没发生。他保持安静，他的头垂得更低，双目直瞪着前方。我觉得，他仿佛在低声对自己喃喃自语地说些什么。谁也不注意他。
这当儿，女主人从柜台旁站了起来，想到厨房里去取什么东西。我趁机跟她走进厨房，问她这人是谁。“唉，”她心平气和地说道，“这个可怜的家伙，住在这儿的穷人院里。我每天晚上施舍一杯啤酒给他喝。他自己付不起酒钱。不过这个人不好对付。他从前曾经在什么地方当过演员，大伙儿不大相信他从前曾经是个人物，对他不大尊敬，这使他很伤心。有时候大伙儿戏弄他，跟他说，要他给大伙朗诵点什么。他就站出来，一口气说上个把钟头，说的话谁也听不懂。有时候大伙送他一袋烟，请他再喝一杯啤酒。有时候大伙嘲笑他，他就大发脾气。所以对他得小心一些。不过他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两三杯啤酒下肚，他就乐得不得了——是啊，他是个可怜虫，这个老彼得。”
“什么，他叫什么名字？”我非常吃惊地问道，也没弄清楚，为什么我大吃一惊。
“彼得·施图尔岑塔勒，他父亲曾经是这村里的一个伐木工人，所以大伙儿把他收留在这儿的穷人院里。”
你可以想象，亲爱的，为什么我这样吃惊，因为我立刻明白了这想象不到的事情。这个彼得·施图尔岑塔勒，这个潦倒落魄，沦落到穷人院里的醉酒的瘫痪老人不是别人，就是我们青春时期的上帝，我们睡梦中的主人。他就是彼得·施图尔茨，我们市立剧院的演员和头号情人，对于我们来说，他曾经是崇高和典雅的化身。你知道这事——我们两个，作为少女，还是半大不小的孩子，曾经这样如醉如狂地崇拜他，这样疯疯癫癫地爱过他。现在我也明白了为什么他在酒店里刚说第一句话，我心里立刻就有什么东西骚动起来。我没有认出他来，——戴着这张衰颓的面具，面目全非，憔悴不堪，我怎么可能认出他来——但是他的嗓音里还有些东西，能炸开瓦砾，让人进人那掩埋已久的回忆。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情景吗？他受到聘请，不知从什么外省小城来到我们因斯布鲁克的市立剧院演戏，碰巧我们的父母允许我们去看他的首场演出，因为演的是出古典名剧，格里尔帕策的《萨福》，他演的是法翁，那个使萨福心乱神迷的俊美少年，可是等他登上舞台，他却使我们心乱神迷了。他穿了一身希腊装束，浓密的深色头发戴了一顶花冠，俨然是阿波罗的化身。他还没有开口说出第一句台词，我们就激动得浑身哆嗦。我俩互相紧握着手。在这满是小市民和农民的城市里，我们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男人。我们从最高一层楼的座位里看不清他的化妆和服装，这个外省小演员在我们眼里就像是上帝派到人间来的高贵和典雅的象征。我们小小的傻里傻气的心儿在我们年轻的胸中突突直跳：我们着了魔，在我们离开剧院时，已和原来判若两人，既然我们是知心朋友，不想损害我们的友谊，便互相发誓，一同去爱他，一同去崇拜他。荒唐的事情便从这一瞬间开始。对我俩来说，再也没有任何事情比他更为重要，学校里、家里、城里发生的一切，都神秘地与他有关，其他种种，我们都觉得平淡无奇。我们不再酷爱书籍，只在他的语言里寻找音乐。我想，有好几个月之久，我们不谈别的，只是谈论他、议论他。每一天都从他开始；我们飞步跑下楼梯，为了在父母看报之前把报纸抢到手里，为了知道分配他演什么角色，为了阅读评论文章。所有的文章在我们看来，对他的热情赞扬都嫌不足，若有一句话对他不甚友好，我们就绝望之极。倘若另一个演员受到赞扬，我们就对那人深恶痛绝。唉，我们干的傻事实在太多，我今天想出的不及其中的千分之一。我们知道，他什么时候出门，到哪儿去。我们知道，他跟谁说话，我们嫉妒每一个可以陪他逛马路的人。我们认得他系的领带、他拿的手杖。我们把他的照片不仅藏在家里，也藏在我们教科书的包书皮里。这样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不时还能悄悄地瞄上一眼。我们发明了一种我们自己的手语，以便在上课的时候从各自的位子上能向对方证明，我们在想念他。我们把手指举到额上，就意味着：“我在想他。”如果我们朗诵诗歌，我们就情不自禁地用他的声调朗读，直到今天我听到他当时演出过的一些剧本，便只听到他的声调，而不可能是别的。我们在舞台出口处等他，悄悄地尾随着他。我们站在他坐的那间咖啡厅对面的一个门洞里，无休止地观看他如何在那里看报。我们对他如此崇拜，以致这两年里，我们从来不敢跟他说话或者和他相识。其他一些对他着迷的姑娘更加大方，会去求他签名。是的，她们甚至敢在街上向他问好，而我们却从来没有这样做的勇气。可是有一次，他扔掉一个烟头，我们把它像圣物似的拣起来分成两半，你拿一半我拿一半。这种孩子气的偶像崇拜推而广之也波及与他有关的一切事物。我们非常羡慕他年老的女管家，因为她可以侍候他、照顾他。她对我们来说便成了一个值得崇敬的人物。有一次，她在市场上采购，我们就提出帮她拎篮子。她夸了我们一句，我们就欣喜无比。唉，我们这两个孩子，为了这个彼得·施图尔茨，什么傻事没有干过啊！而他对此一无所知或者毫无预感。
如今我们已经上了年纪，都很理智，也许很容易把这些傻事看成半大不小的姑娘们常犯的痴迷行径而报以轻蔑的微笑，可是我不能瞒我自己，这种痴迷状态在我俩当时已经变得相当危险。我相信，我们对他的迷恋之所以采取这样夸大和荒唐的形式，是因为我们这两个傻孩子曾经互相发誓，一同去爱他。这就决定了，一个想比另一个更加过分。我们每天不断地互相促进，总在互相发明一些新的证据，说明我们一刻也没忘记我们梦中的这位神明。我们和其他的女孩子不同，她们时而也为脸蛋漂亮的男孩子着迷，玩些幼稚天真的游戏；而我们则把一切感情和一切热情全都倾注在这一个人身上。在这激情如炽的两年里，我们所有的思想全都只属于他一个人。有时候我也觉得奇怪，经过这早年的疯狂，我们后来居然还能以清醒、坚定和健康的爱情去爱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孩子，我们居然没有把我们感觉的全部力量都耗尽在这无谓的感情夸张之中。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用不着为这段时间感到羞耻。因为多亏这个人，我们也生活在对艺术的激情之中，在我们的愚蠢之中毕竟还有一种神秘的向着更崇高、更纯洁、更美好的境界进取的冲动。而这个境界极为偶然地恰好体现在他身上。
所有这一切似乎早已变得如此可怕的遥远，早已被其他的生活和其他的感情所掩盖。可是当女店主向我说出他的名字的时候，我着实大吃一惊。她没有看出我的惊恐，真是奇迹。我们当年只看见他置身于观众热情洋溢的光环照射之中，把他当作青春和美丽的象征，如此狂热地热爱过他。如今看见这个人沦落成乞丐，沦落成接受施舍的人，被粗野的农民所嘲笑，年迈苍苍，疲惫不堪，已经不再为自己的沉沦感到羞耻，这可真是天大的意外。我没法立即回到餐厅里去，我看见他说不定会忍不住流下眼泪，或者不知怎的会在他面前暴露我自己。我先得定一定神，于是上楼回到我的房间，为了再好好回忆一下，这个人对于我的青春时代曾经意味着什么。因为人的心很奇怪：许多年岁月流逝，我一次也没有再回忆起这个人，他曾控制过我整个的思想，充满我整个的灵魂。我可能死去而永远也不再问起他。他也可能死去，而对此一无所知。我在房间里，没有点灯，摸黑坐着，设法回忆这事那事，回忆开头，回忆结尾。一下子我又重新经历了全部业已逝去的旧日时光。我自己的身体，在多年前已经生孩子的身体，仿佛又变成了少女的身体，瘦瘦小小，身量未足。我又是当年那个少女，心怦怦直跳，睡觉前坐在床上思念着他。我的双手不由自主地发热，然后发生了一件叫我自己大为吃惊的事情。我简直无法向你描述。突然间，我起先不知道为什么，一阵寒噤透过我的全身。什么东西震撼了我的内心。一个思想，一个特定的思想，一桩特定的回忆压倒了我，让我回忆起多少年来我一直不愿回忆的一件往事。就在女主人提到他的姓名的那一瞬间，我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有什么我不愿忆及的事情在我心里压迫着我猛挤着我，就像维也纳的弗洛伊德教授说的，我想“排挤出去”的东西——远远地排挤到我心灵深处，使我多年来的确把它忘得一干二净，那深埋心底的秘密之一，人们顽固地甚至对自己都加以隐瞒的秘密。当年我就是对你也隐瞒了这个秘密，连你我也隐瞒，而我曾经向你发誓，把有关他的事情全都告诉你。如今这个秘密倏然苏醒，近在眼前。今天该轮到我们的儿女们，不久该轮到我们的孙子们去干傻事了，我才能向你承认，当年在我和这个人之间曾经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现在可以坦白地向你披露这个埋在我内心最深处的秘密。这个陌生男人，这个年迈的渺小的戏子，如今彻底崩溃，潦倒不堪，为了一杯啤酒，给农民们朗诵诗歌，被他们揶揄嘲笑，可是这个男人，爱伦，这个男人曾经在一个危险的时刻，把我全部生命掌握在他手里。我的一生取决于他，全凭他随心所欲地摆布。我的这些孩子很可能不会出生，我今天不知会在哪里，会是个什么样的人。今天写信给你的这个女人，你的这个女友，很可能会是一个不幸的女人，也许会和他自己一样，被生活碾得粉碎，踩得稀烂。别以为我这些话言过其实。我当时自己也没有理解，我的处境是多么危险，但是今天我清楚看到了、彻底懂得了我当时所不懂的事情。今天我才知道，我欠这个为人遗忘的陌生人的情意有多深。
我愿尽可能详尽地把这事告诉你。你还记得吗，你当时正好快满十六岁，你的父亲突然调离因斯布鲁克。我现在还清楚地看见，你当时如何绝望地冲到我的房里来啜泣不已，你不得不离开我，不得不离开他。我不知道，这两件事哪一件更使你难过。我几乎以为，你再也见不到他，我们青春时期的神明。而没有他，对你来说，生活也就不成其为生活。我当时不得不向你发誓，把有关他的一切事情全都向你报道，答应每个礼拜，不，每天都给你写信，写整整一本日记。一段时间内，我忠实地恪守诺言。对我来说，失去你也是个沉重的打击，因为我还能向谁去倾吐肺腑，向谁去报道这些荒唐行径——我们感情泛滥之际干出的这些令人心醉的傻事呢？
但是，话说回来，我毕竟还有他，我还能看见他，他属于我一个人。这是痛苦中的小小快乐。可是不久，就发生了——你也许还记得——那个事件。关于这件事，我们只是模糊地略知一二。据说，施图尔茨向剧院经理的夫人献殷勤——至少后来人家是这样告诉我的——，于是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之后他就被解聘。只是为了给他面子，才允许他最后一次登台。人家只让他再在我们的舞台上演出一次，这样说不定连我也是最后一次看见他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一生中再没有比宣布彼得·施图尔茨最后一次演出的那一天更悲惨的了。我简直像生了病。没有人分担我的绝望，没有人听我吐露心声。——学校里老师们注意到我脸色灰白，神情恍惚。在家里我变得心情恶劣脾气暴躁，我父亲其实一无所知，也给我惹得发起火来，他不许我上剧院，以示惩罚。我向他苦苦哀求，也许求得过于激烈，过于冲动，结果把一切弄得更糟，因为连我母亲这时也反对我了：她说看戏的次数过于频繁，把我弄得神经激动，我必须待在家里。此时此刻，我恨我的父母亲，——是的，这一天，我的头脑是这样的昏乱，我是这样的疯狂，我恨他们，简直不愿再看见他们。我把自己关在房里，一心想死，那种突如其来的，危机四伏的忧郁向我袭来。这种忧郁情绪有时对年轻人会变得相当危险。我呆呆地坐在一张小沙发里，没有哭泣——我过于绝望，反而欲哭无泪。我心里有什么东西冷似寒冰，忽而又像热病使我浑身激奋。我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来回奔跑。我打开窗户，凝视着窗下的院子，四层楼高，我量了一下高度，心想要不要纵身跳下楼去。与此同时，我一个劲地看钟：才三点，戏是七点开演，这是他最后一次演出，而我却听不到他的声音。别人会围着他欢呼，而我却看不见他。蓦地我再也按捺不住。父母不许我出门，他们的禁令对我来说已无所谓。我拔腿就跑，跟谁也没打招呼。我跑下楼梯，跑上大街，却不知道到哪儿去。我心里有某种乱糟糟的设想，想跳河淹死，或者干出其他什么荒唐的事情。没有他，我绝不想再活了，只是不知道该如何结束生命。于是我满街乱跑，要是朋友叫我，我也不回答人家的招呼。我对一切都无所谓。在这个世界上对我来说，除了他，任何人都不复存在。突然，我不知道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就站在他的房子前面。我俩曾经常在对面的门洞里等着，看他是否回家，或者抬头仰望他的窗户。也许那混乱不堪的希望无意识地驱使我来到这里，没准碰巧还能见他一面。但是他没有来，十几个不相干的人，邮差啦，木匠啦，市场上的一个胖乎乎的女商贩啦，他们进出这幢房子，好几百个毫不相干的人在这胡同里匆匆来去，只有他，只有他没来。
事情后来怎么发生的，我已记不清了。有什么东西一下子驱使我过去。我跑过马路，沿着他那房子的楼梯，一口气跑上三楼，一直跑到他寓所的门前：只想接近他，只想更接近他！只想再跟他说些什么，可不知道想说什么。这一切完全发生在一种疯狂着魔的状态之中，我自己都讲不清，为什么会这样。我跑上楼梯跑得这样快，也就是为了把所有的顾虑全都抛掉。我已经——我还没有喘过气来——我已经摁了门铃。我今天还听见那尖锐刺耳的铃声，然后是漫长的完完全全的寂静，寂静中我那突然清醒过来的心突突直跳。终于我听见屋里传来脚步声，沉重坚定，神气活现的脚步声，就像我在剧院里所熟悉的那种。这一瞬间我恢复了知觉，我想从门前逃走，但是我因为害怕而浑身发僵。双脚好像瘫了似的，而我那小小的心儿已停止跳动。
他打开房门，诧异地看着我。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否认识我或者认出了我。大街上，总有许许多多崇拜他的未成年的少男少女，一堆一堆地围着他拥来拥去，而我们两个，其实是最爱他的，却总是过于羞怯，看见他总是拔腿就逃。便是这一次我也是低着头站在他的面前，不敢抬头看他。他等，看我有什么事要告诉他，他显然把我当做给哪家商店跑腿的小女孩，要传递什么消息给他，“怎么啦，我的孩子，有什么事？”最后他用他那洪亮的嗓音鼓励我道。
我结结巴巴地说道：“我只想……可是我不能在这儿说……”说着就停住了。
他和蔼可亲地咕噜了一句：“好吧，你进来吧，我的孩子，出什么事了？”
我跟着他走进房间。这是一间阔大的陈设简单的房间，看上去凌乱不堪；画像已从墙上取下，箱子东一个西一个，衣物装了一半，“好，那就说吧……你是从谁那儿来的？”他又问道。
突然之间，滚烫的泪水夺眶而出，我的嘴里迸出一些话来：“请您，请您留在这儿……请您，请您别走……待在我们这儿。”
他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他的双眉扬了起来，一道严峻的纹路深深印在他的唇边。他明白了，又是一个咄咄逼人的女性崇拜者来骚扰他。我担心，他会粗暴地训我一顿，但我身上可能有什么东西激起了他的怜悯，使他同情我的孩子气的绝望心情。他走到我跟前，柔和地抚摸了一下我的手臂：“亲爱的孩子，”他说道，活像一个老师在对孩子说话，“我离开这里，并不取决于我自己。现在这已无法改变。你来跟我说这番话，实在是一番好意。我们演戏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青年？有年轻人作为知音，始终是我最大的快事。但现在决定已经作出，我已无法更改。好吧，就像刚才说的，”他往后退了一步，“你来跟我说这番话，这的的确确是你的一番好意。我谢谢你，望你继续对我怀有好感，望你们大家对我永远怀有亲切友好的回忆。”
我明白，他这是和我告别。可恰好是这点使我倍感绝望。“不，请您留在这里。”我抽抽搭搭地嚷了起来，“看在上帝的分上，请您留在这里……我……我没有您活不下去。”
“你这孩子，”他想安慰我，可是我紧紧地搂住他，用我的双臂紧紧地抱住他。到现在为止，我还从来没有勇气，哪怕去碰一碰他的外套呢。“不，请您别走。”我绝望地啜泣不已，“别让我一个人留下！请您把我一起带走。您不论到哪儿去，我都跟您走……直到天涯海角……您想把我怎么样，都随您……只要您不离开我。”
我不知道，当时我在绝望之中还跟他说了些什么荒唐话。我紧紧地贴着他，仿佛这样可以把他拉住，丝毫没有预感到，我做出这激情如火的建议，使我自己陷进了多么危险的境地，因为你也知道，我们当时还是多么天真无邪，肉体之爱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多么陌生多么不熟悉的思想。但是，不管怎么说，我是一个年轻的姑娘，而且——今天我大概可以这么说——是一个相当招人的漂亮姑娘，走在街上，男人都回过头来看我。他是一个男人，当时三十七八岁，他当时对我完全可以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我的的确确会顺从他；他不论想把我怎样摆布，我都不会反抗。当时在他的寓所里，滥用我的丧失理智，对他来说只是逢场作戏。在这一小时内，他把我的命运掌握在他手里。倘若他卑劣地利用我孩子气的急迫心情，屈服于他自己的虚荣心，控制不住他自己的欲望，抵御不了这强烈的诱惑，谁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子。——今天我才知道，当时我是处于危机四伏的境地。我现在感觉到，有一个瞬间，他似乎把握不住自己。他让我的身体紧贴在他身上，并且挨近我颤抖的嘴唇。但是他终于控制住自己，慢慢地把我推开。“等一等，”他说道，几乎是使劲挣脱自己，转身向着另一扇门，“基尔歇太太！”
我吓得要命，本能地想拔腿就逃。莫非他想在这个老太太，他的女管家面前取笑我？当着她的面把我嘲笑一番？这时女管家已经走了进来，他转过身去冲着她：“您想想，基尔歇太太。真是一番美意。”他对她说，“这位年轻的小姐特地来以全校的名义，向我转达衷心的临别问候。这不是非常感人的事吗？”他又转过脸来冲着我：“是的，请您向大家表示我最真诚的谢意。受到青年的欢迎，也就拥有了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我一直认为我们这个职业的美好之处就在这里。只有青年对于美怀有感激之情。是的，只有青年才如此。您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快乐，亲爱的小姐，我将永远不忘您的这番好意。”——说着他握住了我的双手——“永远不会忘记。”
我停止了流泪，他没有使我羞愧得无地自容，他没有使我蒙受屈辱。他还继续对我表示关怀，因为他转身对女管家说：“要不是我们有这么多事要做，我多么想和这位可爱的小姐多聊一会儿。这样吧，请您送她下楼，一直送到门口，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后来我才明白，他为我想得多么周到。他派女管家一直送我到门口，是为了爱护我，为了保护我。我在这小城里也是有头有脸的，随便哪个坏蛋要是看见我这么一个年轻姑娘独自一人从名演员的门里溜出来，肯定会乱泼脏水。什么事情对我危险，这个陌生人比我这孩子懂得更加透彻。他保护我，不让我因为年轻、少不更事而受到危害。——事隔二十五年多，我现在看这点看得更加清楚。
岁月一年年消逝，所有这一切我都已经遗忘，亲爱的朋友，这不是很奇怪很令人羞愧的事吗，这是因为我羞愧已极一心想要忘却这一切啊。我从内心深处，从来也没有感激过这个人，再也没有打听过他，再也没有打听过当时，在那天下午手里掌握着我的一生，掌握着我的命运的这个人。现在这个人就坐在楼下，面前放着一杯啤酒，一个彻底失败潦倒不堪的废人，一个乞丐，为众人所嘲弄，除了我一个人，谁也不知道他是谁，曾经是谁。只有我知道，说不定在这个世界上，我是惟一还记得起他的姓名的人。我欠他欠得太多，现在也许可以有所偿还了。我突然感到心情平静下来，再也不感到心惊肉跳。我只是有些羞愧，我竟然会这样不公平，这样长久地忘却，这个陌生人在我一生的一个关键时刻，对我的态度曾经是这样的高尚。
我又下楼走进酒店，总的说来，大概只过去了十分钟，什么也没有改变。打牌的在继续打牌，女店主在柜台旁缝什么东西，几个农民睡眼惺忪地抽着他们的烟斗。他也坐在他的位子上，没有改变姿势，面前放着空啤酒杯，直愣愣地望着前方。这时候我才注意到，在这张神情困惑的脸上布满了多少悲哀，在沉重的眼皮底下，目光呆滞，嘴巴因为中风歪向一边，显出痛苦而阴沉的神情。他落寞阴郁地坐着，双肘支在桌上，支撑他那前倾的头，抵御倦意，不是瞌睡引起的困倦，而是对人生感到的疲倦。没人和他说话，没人理会他。他坐着，活像一只羽毛剥落的灰色大鸟，蹲在笼子里的暗处，也许正梦想着他往日还能展翅飞翔，穿过太空时享受的自由。
门又打开了，又有三个农民迈着沉重的拖沓的脚步走了进来，要了啤酒，然后环顾全屋寻找座位。“去，靠边！”其中之一相当粗暴地向他发号施令。可怜的施图尔茨抬起眼来直勾勾地望着。我发现，人们对他使用的这种粗暴的轻蔑态度，使他受到污辱，可是他已经疲惫不堪，受过太多屈辱，已不再自卫或者争吵。他默默向旁边挪动了一下，把他的空酒杯跟着推到一边。女店主给其他人端来满满的酒杯。我看见他目光贪婪如饥似渴地望着别人的杯子，但漫不经心的女店主无视他那无声的请求。人家施舍给他的那一份他已经得到，他还不走，那是他自己的过错。我看见他再也没有力气进行反抗，他这把年纪，不知道还会受到多少屈辱和欺凌啊！
这一瞬间，终于闪过一个念头，使我豁然开朗。我不可能给他什么真正的帮助，这我知道。我不可能使他，使这个已经精力衰竭、意志消沉的人再焕发青春，但是我或许能够多少给他一些保护，使他免遭这种轻蔑的痛苦，还能帮助这个已被死神的尖笔画了记号的人，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在这偏僻的村子里挽回一些他的声誉。
于是我站起身，相当引人注目地走向他的桌子，他就挤在农民当中。这些农民看见我走过去都不胜惊讶地抬起头来。我对他说：“也许我有幸和宫廷演员施图尔茨先生谈话吧？”
他悚然一惊，好比一次电击透过他的全身，连他左眼上面沉重的眼皮也抬了起来。他凝视着我。有人用他过去的姓称呼他，这儿可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这个姓，除了他自己，所有的人都早已忘记了这个姓，我甚至称他宫廷演员，实际上他从来没有当过宫廷演员。这个意外实在过于强烈，他甚至没有力气站起身来。他的目光渐渐地变得游移不定：说不定这也是一个早有预谋的玩笑。
“没错……这是……这过去曾是我的姓。”
我向他伸出手去。“啊，那我太高兴了……我深感荣幸。”我故意大声地说，因为现在必须大胆地撒谎，为了让人家对他表示敬意，“我虽说从未有幸欣赏您在舞台上的演出，但是我先生一再向我谈起您。他在中学时代，常常上剧院看您演出，我想，那是在因斯布鲁克……”
“是的，是在因斯布鲁克，我在那儿待了两年。”他脸上的表情突然开始活跃起来，他发现，我并没有嘲笑他的意思。
“您简直没法想象，宫廷演员先生，他和我谈您谈了多少，我对您的情况知道得多么详尽！啊，我明天写信告诉他，说我有幸在这里亲自遇见您，他一定会对我羡慕不已。您想象不到，他至今还崇拜您。不，他常常对我说，谁也无法和您扮演的波萨侯爵相匹敌，连凯因茨也不行，谁也没法和您演的马克斯·彼柯洛米尼、莱昂德尔相提并论。我想，我丈夫后来又特地赶到莱比锡去了一次，就是为了看您登台演出，可是到时候他又没有勇气和您打招呼。不过您那个时期的照片他还都保存着，我真希望您能光临寒舍，看看这些照片保管得多么精心。能多听到一些您的消息，我先生一定会欣喜若狂。也许您可以帮我个忙，给我说点什么，我以后好把这些事都告诉他……我只是不知道，是否打扰您，或者说，我是否可以请您坐到我这张桌子上来。”
他旁边的几个农民抬起头来直瞪着我，不由自主地恭恭敬敬往旁边挪动。我看到，他们不知怎的有些忐忑不安，有些感到羞愧。他们迄今为止一直把这老人当作一个乞丐对待，有时赏他一杯啤酒喝喝，跟他开开玩笑。我，一个陌生女人，对待他的态度这样尊敬，他们第一次心生怀疑，没准这老人是个人物，人家在外面认识他，甚至崇拜他。这使他们感到不安。我故意用谦恭的语气请求和他谈话，就像乞求莫大的荣耀，这种语气开始发挥作用。“喂，那就去吧。”他旁边的农民催他道。
他站起来，摇摇晃晃地，好像从梦中站立起来。“很乐意，……乐意。”他结结巴巴地说道。我发现他在使劲压抑他兴高采烈的情绪，他这个老演员此刻正在和自己搏斗，不要在别人面前暴露他是多么感到意外，他是如何笨拙地努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就仿佛这种邀请和欣赏对他来说纯粹是司空见惯不言而喻的事情。摆出一副在剧院里学来的尊严的样子，他慢吞吞地踱到我的桌旁。
我大声点酒：“请上一瓶葡萄酒，为了对宫廷演员先生表示敬意，来瓶上等名酒。”现在连牌桌旁打牌的人也抬起头来看了一眼，开始窃窃私语。他们的施图尔岑塔勒，居然是个宫廷演员，是个名人？既然这个从大城市来的陌生女人对他这样尊敬，他身上想必有点玩意。年老的女店主把酒杯放在他的面前，姿势毕恭毕敬，和先前完全不同。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对他对我都奇妙无比。我把我所知道的关于他的情况说给他听。我假装这些事情都是我丈夫告诉我的。我知道他扮演的每一个角色，知道那位评论家的姓名，知道此人写的每一行关于他的评论。他简直惊讶得晕晕乎乎。譬如有一次莫阿西前来客座演出。这位大名鼎鼎的莫阿西拒绝独自一人到台前谢幕，把他拉着一同上台，后来晚上还建议和他像兄弟似的以“你”相称。他一再像做梦似的表示惊讶：“这个您也知道！”他早就以为自己已被人遗忘，被人埋葬，现在伸过来一只手，敲敲他的棺材，把他从棺材里拉了出来，杜撰出他实际上从未拥有过的荣誉。既然自我欺骗是人之常情，他也就相信他在大世界里获得过荣誉，对此深信不疑。“唉，这个您也知道，而我自己早已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他一个劲地嗫嚅着说。我发现，他得拼命使劲，不泄露他内心的感动：他有两三次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他那块脏兮兮的手绢，转过脸去擤鼻涕，实际上却是很快地擦去那顺着他憔悴不堪的面颊向下直流的眼泪。我注意到了这点，看到我能使他高兴，看到这个病魔缠身的老人在死之前又一次感到幸福，我的心都颤抖了。
我们就这样在一种忘情狂喜的状态中一直坐到夜里十一点，然后，那位宪兵队长非常谦虚地走过来，彬彬有礼地提醒我们，现在已到戒严时分。老人显然大吃一惊，难道天上的奇迹会在人间发生？他恨不得还坐上几个小时，听人家讲述他的事情，沉湎于对自己的幻梦之中。可是我很高兴听到宪兵队长的提醒，因为我一直在担心，他最终还是会猜出事实的真相，所以我请求大家：“我希望，先生们能劳驾，送宫廷演员先生回家。”
“非常乐意。”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一个人恭恭敬敬地给他拿来他那顶破旧不堪的帽子，另一个扶他站起来。我知道，从这一刻开始，他们再也不会嘲弄他，再也不会笑话他，再也不会伤害他，——这个可怜的老人，他曾经是我们青春时期的幸福和苦难啊。
当然，在最后分别的时候，他失去了他那竭力保持的尊严。他感动已极，再也无法控制感情，泪水突然从他那疲倦衰老的眼睛里大颗大颗地涌流出来。和我握手时，他的手指都在发抖。“啊，善良、仁慈的夫人。”他说道，“请您代我向您的先生问好，请您告诉他，老施图尔茨还活着。说不定我还会再度复出，重上舞台。谁知道，谁知道，也许我还会再次恢复健康。”
两个男人一左一右扶着他，但是他几乎身板笔直地走路，一股新的傲气使得这个潦倒不堪的人又振作起来。我听见他的嗓音里又有另外一种高傲的声调。他在我的生活开始之时曾经帮助过我，如今在他的生命结束之时，我总算也帮了他一把。我偿还了我欠的旧债。
第二天早上我向女店主表示歉意，不能再住下去了，山风对我来说过于强烈。我试图给她留一笔钱，让她从现在开始，不要只给那可怜的老人一杯啤酒，他想喝就给他送去第二杯，第三杯。这下我可碰上了本乡本土的傲气。女店主说，不必了，她自己就会这样干。村里人原来不知道这个施图尔岑塔勒曾经是一个这样伟大的人物，全村对此都感到荣幸。村长已经作了安排，从现在起，每个月该额外再多给他点钱。她保证，他们大家都会很好地关心他。于是我就给他留了一封信，一封洋溢着感激之情的信，感激他如此善良好心，把整整一个夜晚赠送给我。我知道，在他去世之前，他会成千遍地读这封信，并且把这封信拿给每个人看。他现在会一而再地幸福地做着关于他的荣誉的虚假幻梦，直到生命终结。
我这样快地休假回来，我丈夫非常惊讶。看到我离家两天就变得脸色这样新鲜，情绪这样欢快，更是不胜惊讶。他称之为一次奇迹疗养。可是我并不能从中找到任何奇妙的东西。没有什么东西比感到幸福更能使人健康，而除了使别人幸福再也没有更大的幸福。
这样，我也向你偿还了我少女时代欠你的一笔债。现在你知道了关于彼得·施图尔茨的所有的事情，也知道了你的女友往日最后的秘密。
你的朋友
玛格丽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