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小城不靠近边境，根本不靠近，它离边境还非常远，所以，小城里还没有一个人到过边境，到边境去得穿过荒凉的高原，当然也有广阔的富饶地区。只要想象一下这条路的一部分，就够让人疲惫的了，更长的路就根本不堪设想了。路上还有一些大城市，比我们的小城大得多。十个我们这样的小城并排摆开，上面再加上十个这样的小城，也赶不上一个这种庞大而拥挤的城市。就算是在去边境的路上不会迷路，那么也肯定会迷失在这些城市里，而想绕过它们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太大了。但是，比边境离我们更远的，如果可以拿这种距离进行比较的话——就像有人说，一个三百岁的人比一个二百岁的人更老——比边境离我们小城还远得多的是首都。我们偶尔还能听到边境战事的消息，但是，首都的事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我是说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因为政府官员当然与首都保持着密切联系；每两三个月，他们就能得到一次那里的消息，至少他们是这么说的。
奇怪的是，我们小城中的人，竟然一声不响地遵从来自首都的所有命令，这一再令我感到震惊。几个世纪以来，我们这里从未发生过由市民自己发起的政治变革。在首都，最高统治者相互取代，甚至连王朝都被消灭或推翻，新的王朝又重新开始，上个世纪，甚至连首都也被摧毁了，在离它很远的地方建了一座新的，后来，新首都也被摧毁了，旧都城又恢复了，这一切，对我们的小城其实毫无影响。我们的官员一直呆在他们的职位上，高级官员们都来自首都，中级官员们至少是外面来的，最低级的官员才出自我们当中，此事历来如此，我们也满意。最高官员是最高税务官，他有上校军衔，大家也这么称呼他。现在，他已经是个老人了，但我认识他已多年，因为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是上校了，开始，他升迁得很快，后来就似乎停滞不动了，但对我们这座小城来说，他的军衔已足够高，再高的军衔，我们就无力接纳了。每当我想象他的样子时，眼前总是出现他家那幢位于集市广场上的房子，他坐在平台上，身体向后靠着，嘴里叼着烟斗。他头上的屋顶上飘扬着帝国的国旗，平台非常大，甚至有时能在那里举行小型军事演练，四周晾着洗好的衣物。他的孙儿们穿着漂亮的丝绸衣服，在他周围玩耍，他们是不许到下面的广场去的，其他孩子不配跟他们玩，但是，广场吸引着他们，他们至少可以把头从栏杆之间伸出去，当下面的孩子吵架时，他们就在上面跟着吵。
这个上校统治着这座小城。我想，他从没给任何人看过他的那份委任书。他肯定也没有这么一份文件。也许他真的是最高税务官，但这就是一切吗？难道这就使他有权力掌管所有行政部门吗？他的职位对国家是很重要，但对于市民却不是最重要的。我们这里，人们几乎都有这样的感觉，好像大家说过：“你已经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拿去了，那么请把我们也一块拿去吧。”实际上，他并不是自己抢来这个统治权的，他也并非暴君。最高税务官就是最高官员，只是长期以来自动形成的，上校只不过是遵从了这个传统，像我们一样。
然而，他虽然生活在我们中间，等级的差别也不算太大，但他的确与一般市民截然不同。如果有个代表团带着一个请求去见他，他就会像世界的墙壁一样站在那里。他后面什么也没有，人们猜测着那里还继续有几个声音在低声说话，不过那很可能是错觉，因为他就是一切的终结，至少对我们来说是这样的。人们得见过他在这种接见时的样子才能明白。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市民代表团去向他请求政府资助，因为最贫困的城区被一把火烧毁了，那次我也在场。我父亲是个马掌匠，在当地很受人尊敬，当时也是代表团的成员，便把我带去了。这没什么奇怪的，像这样的热闹，人人都争着去看，因为人多，几乎分辨不出谁是代表团的；由于这种接见通常都是在平台上举行，所以有些人就从集市广场攀着梯子爬上来，隔着栏杆了解上面事情的发展。当时是这样布置的，平台大约四分之一是留给上校的，其余地方挤满了人。几个士兵密切注意着一切，同时在上校周围站成一个半圆。实际上，一个士兵就足够应付一切了，因为我们非常惧怕他们。我不知道这些士兵是从哪里来的，反正是很远的地方，他们长得非常相像，甚至用不着穿制服。他们个子矮小，并不强壮，但十分敏捷，他们身上最显眼的，是那口粗壮的牙齿，把口腔塞得满满的，还有就是他们那细小的双眼发出一种不安的光。由于这两点，他们就成了让孩子们害怕的人，但同时也是孩子们的乐趣，因为孩子们总想被那牙齿和眼睛吓唬一下，然后再惊恐地跑开。这种童年时代的惊吓，很可能到成年以后也没有消失，至少它还在继续起作用。当然还有其他因素。那些士兵说着一种我们根本听不懂的方言，而且他们也不能适应我们的语言，这使他们变得隔绝，不可接近，不过这也符合他们的性格，他们沉默、严肃、呆板，他们其实不做任何坏事，但却让人觉得他们坏得无法忍受。比如说，一个士兵走进一家商店，买个什么小东西，靠在柜台边站着，听别人谈话，很可能什么也听不懂，但他做出听懂了的样子，自己却一言不发，只是直勾勾地盯着说话的人，然后又盯着听的人，手放在腰带上那把刀的刀柄上。这令人十分厌恶，于是大家都没有了聊天的兴致，纷纷离开商店，直到店里完全空了，那士兵才走。所以哪里有士兵出现，我们活跃的百姓就会变得沉默寡言。那一次也是如此。像在所有隆重场合一样，上校站得笔直，向前平伸的双手握着两根长竹竿。这是一个古老的习俗，大概的意思是：他这样支撑着法律，而法律也这样支撑着他。其实每个人都知道平台上将会发生什么事，但人们却习惯于每次都重又大吃一惊，那次也是，那个被指定发言的人不愿意开口，他已经站在上校对面了，却又失去了勇气，找出各种借口又挤回人群中。另外就再也找不出愿意发言的合适人选——而不合适的人中却有几个毛遂自荐——当时混乱不堪，人们于是派人去找各种以能说会道著称的市民。这整个期间，上校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只是随着呼吸，他的胸部剧烈起伏。他并不是呼吸困难，只是他的呼吸非常明显而已，就像青蛙呼吸一样，只不过青蛙总是这样呼吸，而在他这里就不同寻常了。我悄悄从两个大人中间钻过去，通过两个士兵之间的空隙观察着他，直到一个士兵用膝盖把我踢开。在此期间，那个原来选出来发言的人又打起精神，由两个同来的市民紧紧搀扶着，开始讲话。令人感动的是，他在这个描述那场大灾难的严肃讲话中，一直微笑着，那是一种最谦卑的微笑，它徒劳地试图在上校脸上唤起哪怕一丝微小的反应。最后，他提出了请求，我想他只是在请求减免一年的赋税，可能还请求能以低廉一些的价格购买皇家森林的木材。然后，他深深一躬不起，除了上校、士兵和后面站着的几个官员，所有人都弯腰鞠躬。作为孩子，我觉得好笑的是，站在平台旁梯子上的那些人不得不下几阶横木，以免在这具有决定性的间歇时刻被看见，同时，他们还好奇地把头稍稍探出平台的地面，随时打探情况。这样持续了一会儿，然后，一个官员，一个个子矮小的男人，走到上校面前，努力踮起脚尖，而上校除了深深地呼吸之外，仍然一动不动，他朝那官员耳语了几句，于是，官员拍了拍手，大家都直起了身子，他宣布道：“请求已被拒绝。你们走吧。”一种不可否认的如释重负感掠过人群，大家都往外涌去，没有人特别注意上校，他又变成了一个人，一个和我们大家一样的人，我只是看到，他疲惫地扔掉竹竿，竹竿掉到地上，然后，他倒在一张几个官员抬来的靠背椅上，急忙将烟斗塞进嘴里。
整个事并不是偶然的，一般来说都是这样。虽说偶尔也会有一些小小的请求被满足，但那就好像是上校作为有权力的个人，自己承担责任这样做的，所以，要对政府保守秘密，——当然，这话并没有直说，但整个气氛如此。在我们的小城里，据我们的判断能力，上校的眼睛就是政府的眼睛，但是也有一种区别，而这种区别是不能深入探究的。
在重要事情上，市民们肯定会遭到拒绝。然而奇怪的是，没有这种拒绝，人们就过不下去，所以，去找上校获取拒绝，绝对不是一种形式。人们一次又一次精神饱满，严肃认真地去那里，然后离开，虽然不是群情振奋，兴高采烈，但也不感到绝望和疲惫。
据我的观察，有某个年龄层的人感到不满，这是些十七到二十岁之间的年轻人。他们都是非常年轻的小伙子，不可能早早地就预感到最无足轻重的事情的影响，更何况某种革命思想的影响。正是在他们中间，不满情绪在悄悄蔓延。
任卫东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