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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风雪

  马儿踩着深深的积雪,

  在山地里飞快地奔驰……

  看吧,一座上帝的教堂

  孤零零地在路旁矗立。

  …………………………

  突然周围风雪大作,

  鹅毛大雪漫天飞卷;

  一只乌鸦拍打着翅膀,

  在雪橇的上空缓缓盘旋;

  它的叫声预兆着悲伤!

  马儿朝着前方飞跑,

  它敏感地望着黑暗的远方,

  高高地竖起了鬓毛……

  ——茹科夫斯基[12]

  一八一一年底,在这值得我们纪念的年代里,有一个善良的人叫加甫里拉·加甫里洛维奇·P住在自己的涅纳拉多沃庄园里。他由于热情好客而遐迩闻名。邻居时常上他家吃饭喝酒,和他妻子普拉斯科维娅·彼得罗夫娜打五戈比一局的波士顿牌;有的人上他家里来则是为了瞧瞧他们的爱女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她是个身材苗条、脸色苍白的十七岁少女。人家都认为她是个有钱的待字姑娘,许多人想娶她为妻,或是讨她做儿媳妇。

  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是在法国小说的熏陶下长大的,因而自然而然地坠入了情网。她选中的对象是个贫穷的陆军准尉,当时他正在乡下度假。说来也不奇怪,那年轻人的情意也和她一样热烈,而他那意中人的父母发现他们俩情投意合,便不许女儿再想念他,并且对他十分粗暴,比对待一个退职的陪审官还坏。

  我们这对恋人儿经常通信,每天都在松树林里或旧教堂旁边幽会。他们在那里山盟海誓,悲叹命苦,并且作出种种设想。他们这样信件往来,谈论自己的终身大事,很自然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既然我们彼此都少不了对方,而那铁石心肠的爹娘又不许我们获得幸福,那我们难道就不能自己做主吗?不用说,这种迷人的主意首先是年轻人想出来的,它和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的浪漫幻想也不谋而合。

  冬天一到,他们的幽会只好中断,可书信往来却更加频繁。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每封信都恳求她委身于他,和他秘密结婚,躲开一段时间,然后跪倒在双亲面前,那时双亲自然会被这对恋人的勇敢忠贞和不幸所感动,一定会对他们说:孩子们!回到我们的怀抱里来吧!

  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犹豫了好久,许多私奔的设想都推翻了。最后她终于同意了这么一个办法:在预定的那一天,她得借口头痛不吃晚饭,躲在房间里。要预先串通使女;她们必须从后门跑到花园里,在花园外面找到预先准备好的雪橇,坐上去,赶五里路,从涅纳拉多沃跑到查德里诺,直接上教堂去,弗拉基米尔会在那里等候她们。

  在关键的一天前夜,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一宿未眠,她在收拾行装。她把衣服包包好,给她的小姐妹,一个多愁善感的小姐写了一封长信,另外又写了一封信给爹娘。她用最动人的话向他们告别,请求他们原谅自己由于不可遏制的爱情造成的过错。最后她写道:有朝一日如果能得到允许,跪倒在最亲爱的爹娘脚下,那将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她用图拉出产的印章封好两封信,那印章上刻着两颗火热的心和一句得体的题词。直到天快亮的时候,她才倒在床上蒙眬睡去,但是一些可怕的梦境不时把她惊醒。一会儿她梦见,就在她坐上雪橇准备去结婚的时候,父亲拦住了她,以惊人的速度拖着她在雪地上跑,把她抛进一个黑洞洞的无底深渊……她飞快地掉下去,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一会儿她梦见弗拉基米尔躺在草地上,脸色煞白,浑身是血。临死的时候还尖叫着催她同他结婚……还有些荒唐可怕的梦幻一幕接一幕从她眼前掠过。她终于起了床,脸色比平时更苍白,头也真的痛起来。父亲和母亲发现她心神不宁,他们亲切地关怀她,不断问她:“你怎么啦,玛莎[13]?你不舒服吗,玛莎?”这使玛丽亚心如刀绞。她竭力安慰他们,想装出高兴的样子,却装不出来。天黑下来了。想到这是她最后一天和家人在一起,她心里觉得很难受。她几乎像要死去一样,她暗暗和家中所有的人告别,和她周围的一切告别。晚饭端上来了,她的心猛烈地跳动起来。她声音颤抖着说她不想吃晚饭,辞别父母亲。他们吻了她,像平常一样给她祝福,她差一点哭出来。一回到自己闺房里,她就往圈椅上一坐,泪如泉涌。使女劝她安静些,要她提起精神来。一切都准备就绪。再过半小时,玛莎就得永远告别父母亲的家、自己的闺房和平静的处女生活……外面刮着暴风雪;风在呼啸,护窗板抖动着,砰砰直响。这一切对她似乎是一种威胁,一种凶兆。不一会儿,家中全静了下来,进入了梦乡。玛莎裹上披巾,穿上暖和的外衣,拿了首饰箱,走到后门。使女拿着两个包裹跟在她后面。她们走进花园里。暴风雪仍旧刮个不停,风迎面扑来,仿佛竭力要把这年轻的女罪人拦住。她们费了好大力气才走到花园的尽头。雪橇已在路上等着她们。马匹快要冻僵了,不肯在原地好好站着。弗拉基米尔的车夫在车辕前走来走去,想拉住那些不肯安静的马匹。他扶小姐和使女上了车,放好包裹和首饰箱,拉起缰绳,马匹便飞也似的奔跑起来。现在我们把小姐托付给命运的保护和车夫杰廖什卡的驾车本领,且回过头来讲讲我们那位正在热恋的年轻人。

  弗拉基米尔驾着雪橇奔跑了一天。早上他到查德里诺村神父那儿,费了好大的劲才好歹跟他谈妥,然后又到邻村的地主那儿找证婚人。他找的第一个人叫德拉文,是个四十岁的退伍骑兵少尉,德拉文一口答应了。他说这种冒险的事情使他想起当年的情景和骠骑兵的恶作剧。他留弗拉基米尔吃午饭,向他保证找另外两个证婚人完全不成问题。果然,他们刚吃好午饭就来了一位留胡子、穿马靴的土地丈量员施米特和县警察局长的儿子,一个刚进枪骑兵团的十六岁青年。他们不但接受弗拉基米尔的邀请,而且向他发誓,为了他,连命都可以豁出去。弗拉基米尔喜出望外地拥抱了他们,便回家准备去了。

  天早就黑了。他派心腹杰廖什卡赶着三套马车到涅纳拉多沃村去,对他详细周密地交代了一番,同时吩咐给他自己套一副一匹马拉的小雪橇,连车夫也不带,就独自一个到查德里诺村去了。再过两个小时,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就该到达那里。路是熟的,只要二十分钟就可以到达。

  但是弗拉基米尔刚走出村子来到田野里,就刮起了大风,接着就是一场暴风雪,风狂雪大,使他什么也看不见。路一下子就封住了,周围的一切都消失在一片昏黄的黑暗之中,鹅毛大雪在黑暗中飞舞着,天地连成了一片。弗拉基米尔不知不觉来到田野里,他想回到路上去,但只是徒劳而已;马儿盲目地跑着,一会儿爬上雪堆,一会儿落进坑洼里,雪橇不时翻倒在雪地上。弗拉基米尔能够做的,只是尽可能不要迷失方向。可是他觉得已经过了半个多小时,而他还没有到达查德里诺村的树林。又过了将近十分钟,树林还是没看见。弗拉基米尔在被很深的沟时时切断的旷野里前进着。暴风雪不停地刮,天上没有一点光亮。马跑累了,尽管弗拉基米尔经常半身陷在积雪里,他还是挥汗如雨。

  他终于发现走错了方向。弗拉基米尔停下雪橇,思索起来,他不断回忆、推测,断定应该朝右边走。他朝右边走了。马儿勉强一步步走着。他在路上已经走了一个多小时。查德里诺村应该不远了。他走啊走啊,可田野却没有个尽头。到处是雪堆和沟壑,雪橇不时翻倒,他时时都得把它翻过来。时间在飞逝,弗拉基米尔焦急起来了。

  旁边终于出现了一堆黑糊糊的东西。弗拉基米尔掉转雪橇往那里赶去。他愈走愈近,发现那是一片树林。荣耀归于上帝,他想,这会儿快到了。他挨着树林边上走,指望能马上走到熟悉的路上去,或者绕过树林。查德里诺村就在树林后面。他很快就找到了路,走进了黑暗的光秃的树林中。风无法在这儿逞凶了,道路十分平坦;马儿也来了劲,弗拉基米尔放心了。

  可是他走了好久,还是没有见到查德里诺村,树林没有尽头。弗拉基米尔不由得大惊失色,原来他走进了一座陌生的树林。他感到绝望了。他抽打着马匹,这可怜的牲口跑了一阵子,但一会儿就跑不动,过了一刻钟,它只能一步一步地走着,不幸的弗拉基米尔尽了一切努力都不能使它跑快些。

  树林渐渐稀疏,弗拉基米尔终于走出了树林。查德里诺村还是没有看到。大概已近半夜了。他泪如泉涌。他只好盲目地走着。这时风雪停止了,乌云散开了,他面前是一马平川,那上面覆盖着一层起伏不平的白雪。夜显得格外明亮。他看见不远处有一座四五户人家的小村子。弗拉基米尔向村子走去。他在头一座房子旁边跳下雪橇,跑到窗前敲了起来。几分钟后,护窗板掀起来了,一个蓄着白胡子的老人探出头来。“你有什么事?”“查德里诺村离这儿远吗?”“你问查德里诺村离这儿多远?”“对,对,离这儿多远?”“不远,大约十来里路。”听到这句话,弗拉基米尔一把抓住头发,像个判了死刑的人那样呆住了。

  “你是从哪儿来的?”老人继续问道,弗拉基米尔无心回答问题。“老人家,”他说,“你能不能帮我借到几匹马,送我到查德里诺村去?”“我们哪里有马?”那庄稼汉回答。“那么能给我找个向导吗?他要多少钱我都给。”“你等一等,”老人说着,放下护窗板,“叫我儿子去,他能给你带路。”弗拉基米尔便等待着。不一会,他又去敲窗子。护窗板掀起来了,白胡子老人的头又探出来。“你有什么事?”“你儿子怎么啦?”“就来,他在穿鞋。你冻坏了吧?进来暖和暖和。”“多谢了,快叫你儿子出来吧。”

  门吱地响了起来,一个小伙子拿了根木棒走出来。他在前面带路,一会儿指点指点,一会儿用木棒探着被雪堆封住的道路。“几点钟了?”弗拉基米尔问他。“快天亮了,”年轻的庄稼汉回答。弗拉基米尔再没有说一句话。

  他们到查德里诺村时,公鸡已经报晓,天色也已发亮了。教堂的门紧闭着。弗拉基米尔给向导付了钱,随即到神父那里去。他的三套马车不在院子里。等待着他的是什么消息呢!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讲那善良的涅纳拉多沃村地主的事,让我们看看他们那里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家什么事也没有。

  老两口醒来,走到客厅里。加甫里拉·加甫里洛维奇戴着睡帽,穿着绒布短外衣,普拉斯科维娅·彼得罗夫娜穿着棉长袍。茶炊已送上来,加甫里拉·加甫里洛维奇叫使女去看看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问问她身体怎么样,睡得好不好。使女回来说,小姐睡得不好,可是这会儿她觉得好多了,马上就到客厅里来。果然,门开了,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来向爸爸妈妈请安了。

  “你头痛好些了吗,玛莎?”加甫里拉·加甫里洛维奇问道。“好些了,爸爸,”玛莎回答。“玛莎,你昨天大概有点煤气中毒了,”普拉斯科维娅·彼得罗夫娜说。“也许是的,妈妈,”玛莎回答。

  白天平平安安地过去,但到夜里玛莎却病了。家里派人到城里去请医生。医生到傍晚才来,发现病人在说胡话。诊察的结果断定生的是严重的热病,整整两个礼拜,这可怜的病人一直处于濒临死亡的险境。

  家里谁也不知道他们私下里商议好的私奔的事。她前一天写的信烧掉了,她的使女怕主人生气便守口如瓶。神父、退伍骑兵少尉、蓄胡子的丈量员和小枪骑兵都是谨慎的,这不该怪他们。车夫杰廖什卡从不多说一句话,即使喝醉了也这样。这么一来,秘密竟然被半打以上的阴谋家保守住了。但是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自己却不断地说胡话,把秘密泄漏出来。然而她的胡话是非常难懂的,即使是寸步不离床前的母亲也只能明白女儿正没命地爱着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认为这大概就是她生病的原因。她和丈夫商量,和几位邻居商量,最后大家一致认为,看来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的命就是这样,命中注定的女婿要避也避不开,贫穷不是罪过,女儿不是和财富过日子,而是和人过日子,等等。人们在无法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劝世的箴言往往可以起到非常奇妙的作用。

  这时小姐的身体渐渐复原了。弗拉基米尔已很久没在加甫里拉·加甫里洛维奇家露面。他很怕受到平时那样的对待。这对涅纳拉多沃地主夫妇决定派人去找他,告诉他意外的喜讯——他们同意这门亲事了。可是回答他们的邀请的却是一封疯疯癫癫的信,这使他们百思不得其解。他对他们宣布,他的脚永远不跨进他们的家。他请求忘掉他这个不幸的人,现在他唯有一死而已。几天后,他们听说弗拉基米尔回军队去了。这是一八一二年的事。

  家里很久都不敢把这件事告诉尚在复原的玛莎。她从不提起弗拉基米尔。几个月以后,她在鲍罗金诺战役立功的重伤员名单中发现了他的名字,她昏倒了。大家担心她的热病会复发。可是,荣耀归于上帝,这次昏厥没有造成什么后果。

  真是祸不单行,加甫里拉·加甫里洛维奇故世了,玛莎成了全部产业的继承人。但是遗产并不能安慰她,她真诚地分担着可怜的普拉斯科维娅·彼得罗夫娜的悲伤,发誓和她永不分离。她们离开了这个留给她们这么多悲痛往事的涅纳拉多沃,迁到某领地定居去了。

  这里也有好多求婚的人成天围着这个又可爱又有钱的待字姑娘转,可她不给任何人丝毫的希望。母亲有时劝她选择一个可心的人,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便摇摇头沉思起来。弗拉基米尔已不在人世,他在法国人侵占莫斯科的前夕在这个城市死去了。对于玛莎来说,对他的怀念是神圣的,至少她珍藏着一切和他有关的纪念品:他看过的书,他的图画,他为她抄来的乐谱和诗歌。邻居们听说这些事情后,对她的忠贞不渝都感到惊奇,他们满怀好奇心,想看看有哪个英雄能征服这位贞节的阿耳忒弥斯[14]的悲惨的忠诚。

  此时战争已告胜利结束。我们的军队陆续回国了。老百姓都跑去迎接他们。乐队高奏被他们征服的歌曲:《亨利四世万岁》[15],蒂罗尔州[16]的华尔兹和《若康德》[17]中的咏叹调。军官们出征时几乎还是半大孩子,他们在战火中已长大成人,回来时胸前挂满了十字勋章。士兵们快活地交谈着,谈话中不时夹杂着几句德国话和法国话。这真是难忘的时刻!光荣和狂欢的时刻!一提到祖国这个词,俄国人的心就多么猛烈地跳动起来啊!重逢的泪水是多么甜蜜啊!我们把民族自豪感和对皇上的爱戴结合得多么紧密!对于皇上来说,这是个什么样的时刻!

  当时的妇女,俄罗斯妇女是无与伦比的。她们往常的冷漠这时已经无影无踪。她们那欢乐劲儿着实令人心醉,在迎接凯旋的士兵时,她们不断高呼着乌拉!

  把包发帽抛往空中。[18]

  当时的军官有哪一个不懂得俄罗斯妇女给了他们最好最珍贵的奖赏?……

  在这个辉煌的时刻,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和母亲住在某某省,没能目睹两个京城欢庆军队凯旋的情景。可是县城和乡村也是一片欢腾,那热烈的程度也许更甚于两个京城。在这些地方,军官一出场就受到热烈欢迎,穿礼服的恋人相形之下自然要黯然失色。

  我们已经说过,尽管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非常冷淡,她身边还是围满了追求的人。但是自从她家来了个受伤的骠骑兵上校布尔明以后,大家都退避三舍了。布尔明纽扣眼上别着乔治十字勋章,一如当地的小姐们所说的,脸上带着诱人的苍白。他约莫二十六岁,是来自己的庄园度假的。他的庄园和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的村子相邻。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对他另眼相看。他在场时她就不再那么沉思默想,而显得格外伶俐活泼。不能说她在向他卖弄风情,但要是有一位诗人看见她的举动,一定会说:

  要说这不是爱情,那又是什么?……[19]

  布尔明确实是个非常可爱的年轻人。他恰恰具有讨女人喜欢的那种聪明样儿:彬彬有礼,善于观察,没有任何奢望,带着一种无忧无虑的讥讽味儿。和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在一起他的举止朴实而又洒脱,但不管她说什么或者做什么,他的心灵和目光总是追随着她。他的性格显得沉静而谦逊,可是有人说他从前是个荒唐透顶的浪荡汉,这并不影响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对他的看法。她像别的年轻女子一样,心甘情愿地原谅他的胡闹,认为这种胡闹说明他很勇敢,性格热情奔放。

  但年轻骠骑兵军官的沉默比他的任何表现(比他的温柔体贴、比那愉快的言谈、比那诱人的苍白、比那缠着绷带的手臂)都更能激起她的好奇心和幻想。她不能不承认,他非常喜欢她;凭他的聪明和经验,他想必也注意到她对他是另眼相看的,可为什么她至今还没有看到他跪倒在她的脚下,没有听到他向她吐露衷曲?是什么使他犹豫不决?是由于心怀真挚的爱情而感到胆怯,是自尊心,还是一个狡猾的追求者在故意挑逗引诱?这真是一个谜。她仔细思考了一番,认定胆怯是他唯一的原因,便决定对他更加殷勤关注,必要时,对他更加温柔体贴,以鼓起他的勇气。她设想了一个最令人想象不到的结局,急切地等待着那富有浪漫色彩的倾诉衷肠的时刻。秘密,不管是哪一种秘密,总会使女人的心觉得难受。她的军事行动获得了理想的效果:至少,布尔明陷入了深深的沉思,炽烈燃烧的黑眼睛总是停留在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身上,似乎决定性的时刻近在咫尺了。左邻右舍都在议论他们的婚事,好像这件事已成定局,而善良的普拉斯科维娅·彼得罗夫娜也很高兴,以为女儿终于找到了一个称心如意的未婚夫。

  一天,老太太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玩纸牌占卜游戏,布尔明走进来,立即问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在哪里。“她在花园里,”老太太回答。“您上她那儿去吧,我在这里等你们。”布尔明去了,老太太画了个十字,暗自思忖:“也许今天可以把事情定下来了!”

  布尔明找到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她在水池边的柳树下,手里拿着一本书,身上穿着白衣裙,俨然是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寒暄几句后,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故意把话头停下来,竭力促使对方更加局促不安,这种窘局也许只有突然果断地表白爱情才能打破。事情果然这样发生了:布尔明感到自己处境的困难,便说,他早就在寻找机会向她表明心迹,请求给他几分钟,听听他的心里话。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合上书本,垂下眼睑表示同意。

  “我爱您,”布尔明说,“我热烈地爱着您……”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满脸通红,把头埋得更低。“我的行为不谨慎,养成了一个诱人的习惯,每天都要看见您,听您说话……”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想起了圣·普乐[20]的第一封信。“现在我要违抗自己的命运为时已晚,对您的思念,您那可爱的、无与伦比的形象从此将成为我一生的苦恼和慰藉。可是我还得履行一项艰难的义务,向您揭开一个可怕的秘密,在我们俩中间筑起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这道障碍始终存在,”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迅速打断他的话,“我永远不能做您的妻子……”“我知道,”他轻声回答她,“我知道您爱过一个人,但死亡和三年悲叹……善良的,亲爱的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您不要让我失去最后的安慰:我曾经想到过,您本来可以成全我的幸福,如果……请您别打断我,看在上帝的面上,请您别打断我。您使我非常痛苦。是的,我知道,我感觉到,您本来可以做我的妻子,可是——我是个最不幸的人……我结过婚!”

  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吃惊地望了他一眼。

  “我结过婚了,”布尔明接着说,“我结婚已经三年多了,可是我不知道我的妻子是谁,她在哪儿,我是不是能和她再见面!”

  “您在说什么呀?”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叫了起来,“这事情太奇怪了!您再说下去,然后我来说……您快说下去吧,行行好吧。”

  “那是一八一二年初的事,”布尔明说,“我急着到我们团的驻地维尔纳去。一天我到驿站时已经很晚了,我本想吩咐快点给我套马,突然刮起了可怕的暴风雪,站长和车夫都劝我等一等。我听了他们的话,但是我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烦躁,好像有人在催促我。这时暴风雪还是刮个不停,我忍耐不住,又吩咐套马,冒着暴风雪出门去。车夫决定沿着河流走,这样大致可以缩短三里路。河岸被雪盖住了,车夫错过了拐向大路的路口,于是我们走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暴风雪还是没有停息,我看见远处有灯光,便吩咐车夫把雪橇赶到那里去。我们来到一个村子,一座木头教堂亮着灯。教堂的大门敞开着,围墙外停着几辆雪橇,教堂门口有人在走动。‘到这儿来!到这儿来!’几个人大声喊着。我吩咐车夫把雪橇赶过去。‘谢天谢地,你在哪儿耽搁了?’有人对我说,‘新娘昏过去了,神父不知道怎么好,我们都打算回去了。快下来吧。’我默默地跳出雪橇,走进微弱地亮着两三支蜡烛的教堂。一个姑娘坐在教堂暗角里的凳子上,另一个姑娘在给她揉太阳穴。‘荣耀归于上帝,’这姑娘说,‘您终于来了,您差点送了小姐的命。’老神父走过来问我:‘是不是可以开始了?’‘开始吧,开始吧,神父,’我心不在焉地回答。姑娘被扶了起来。我觉得她长得很不错……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可饶恕的轻率……我和她并肩站在读经台前,神父连忙宣布仪式开始,三个男人和一个使女扶着新娘,只忙着照料她。我们行了婚礼。‘接吻,’神父对我们说。我的妻子把苍白的脸转过来。我正想吻她……她却叫了起来:‘哎呀,不是他!不是他!’接着便昏倒在地。在场的人瞪着眼睛惊惶地望着我。我转过身走出教堂,没有受到任何阻拦。我奔向雪橇,喊了声:‘走!’”

  “我的天哪!”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喊道,“您也不知道,您那可怜的妻子怎么样了?”

  “不知道,”布尔明回答,“我不知道我举行婚礼的村子叫什么村,我也记不清是从哪个驿站出来的。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这种有罪的恶作剧会产生什么严重后果。我一离开教堂便睡着了,直到第二天早晨才醒来,那时我已经到达第三个驿站。当时服侍我的仆人在远征中死了,因此我也无法指望找到那位被我如此残酷地开了玩笑、现在又如此残酷地遭到报复的姑娘。”

  “我的天,我的天!”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抓住他的手说,“这么说就是您了!您认不出我吗?”

  布尔明脸色发白……扑倒在她的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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