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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镇上没有小偷

  鸡叫头遍,达马索回到家里。他的怀了六个月身孕的妻予安娜正坐在床头上等他,衣服、鞋子都没有脱。油灯快要熄灭了。看到这些,达马索顿时明白了妻子整整守候了一夜,一秒钟也没有歇息;直到现在,尽管瞧见他站在跟前,她似乎还在等着什么。达马索对安娜做了个手势,叫她甭再担心了。她没有任何反应,只是用一双惊恐不安的眼睛直勾勾地盯住丈夫手里拿的那个红布包,双唇闭得紧紧的,身不由己地战栗起来。达马索默默地用力抓住妻子的紧身胸衣,嘴里散发出一股又酸又臭的气味。

  安娜听凭丈夫把自己凌空抱起来,身子往前一倾,趴在丈夫的红条法兰绒上衣上哭了起来。她紧紧楼住丈夫的腰,直到激动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

  “我坐着坐着就睡着了,”她说。“忽然间门开了,只见他们把你推进屋里,你浑身上下都是血。”

  达马索没有吭声。他把妻子推开,放到床上。然后,把布包撂在她膝盖上,就到院子里解手去了。安娜解开布包上的结子,一看,里面包着三个台球,两个白的,一个红的,已经打得黯无光泽了。

  达马索回到屋里,看见妻子惊诧地瞅着这几个球。

  “这有什么用啊?”安娜问。

  他耸了耸肩。

  “打着玩呗!”他系好布包,连同临时做的万能钥匙、手电筒和一把刀子一齐收好,放到箱子里。安娜脸朝墙和衣躺下。达马索脱掉裤子,平躺在床上,在暗幽幽的房间里抽着烟。在黎明的寂静的声音里,他极力回忆着这次冒险是否会留下什么痕迹。过了一会儿,他发觉妻子也没有睡着。

  “想什么呢?”

  “什么也没想!”她回答说。

  她的声音本来就象男中音,再加上这会儿肚子里有气,声音显得更加低沉了。达马索吸完最后一口烟,把烟蒂在地上捻灭。

  “没什么了不起的,”他叹了口气说。“在里面大概呆了有一个钟头。”

  “就差给你一颗枪子儿吃!”她说。

  达马索猛然颤栗了一下。“他妈的!”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节叩击着木头床沿。然后又伸手到地上摸索烟卷和火柴。

  “你真是长了一副驴肝肺!”安娜说。“你也该想一想我在这儿睡也睡不着,街上一有动静,我就以为是他们把你的尸首抬回来了。”她叹息了一声,又接着说:“折腾了半天就弄回三个台球来。”

  “抽屉里只有两毛五分钱。”

  “那你索性什么也别拿回来。”

  “既然进去了,”达马索说“,我总不能空着手回来啊。”

  “那你拿点儿别的东西啊!”

  “别的啥也没有!”达马索说。

  “哼,哪儿也比不上弹子房阔气。”

  “说是这么说,”达马索说。“可进到里面,朝四下里看看,到处翻一翻,你就知道啦。什么有用的东西也没有。”

  她沉默了好大一阵儿。达马索睁大了眼睛;心里思索着她在想什么。他极力打算从模模糊糊的记忆中捞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也许吧!”她说。

  达马索又点燃了一支香烟。酒精弄得他头昏脑胀,只觉得身体又大又沉,非得强撑住才行。

  “弹子房里有一只猫,”他说“,一只大白猫。”

  安娜翻过身来,把鼓囊囊的肚皮顶在丈夫的肚子上,小腿伸进他的两膝中间。她身上发出一股洋葱味。

  “你害怕了吗?”

  “我?”

  “是啊,”安娜说“,听说男人也会害怕的。”他觉出她在笑,也就陪着笑了笑。

  “有那么一点儿,”他说。“老是觉得憋不住,想撒尿。”

  他让安娜吻了他一下,可是他没去回吻她。接着,他向妻子详细地讲述了这次冒险的经过,仿佛在回忆一次外出旅行一样。

  他很清楚这里面包孕着多大的危险,但是他却一点儿也不后悔。

  安娜沉吟片刻才说:

  “简直是发疯了。”

  “万事开头难嘛!”达马索阖上眼睛说。“再说,这头一次还算过得去。”

  烈日当空。达马索醒来的时候,他的妻子早就起床了。他把脑袋伸到院子里的水龙头底下冲洗了几分钟,才算完全清醒过来。这是一排式样相同、互不相连的房子,达马索的家就是其中的一间。这里有一个公用的院子,院子里挂满晾衣服的绳子。靠后墙有一块用洋铁皮隔出来的地方,安娜在那里安放了一个做饭、烧熨斗用的炉子,还有一张吃饭、烫衣服用的小桌子。安娜看见丈夫走过来,连忙把烫产平的衣服挪开,把铁熨斗从炉子上拿下来,热上咖啡。她比丈夫年龄大,肤色苍白,动作轻捷灵敏,象是个经常干活儿的人。达马索感到有些头疼,昏昏沉沉的。他从妻子的眼神里看出她有什么话要对他说。这时,他才留意到院子里嘈杂的声音。

  “他们这一早上没谈别的事,”安娜喝着咖啡悄悄地说。“一大早男人们就到那边去了。”

  达马索张望了一下,的确男人和孩子们都不在院子里。他一边喝咖啡一边一声不响地谛听着在太阳底下晾衣服的女人们的谈话。最后,他点上一支烟,走出了厨房。

  “特蕾莎!”他叫了一声。

  一个姑娘答应了一声,她手里拿着的湿衣服都贴到了身上。

  “小心点儿!”安娜说。这时,那个姑娘走了过来。

  “出什么事儿了?”达马索问道。

  “有人钻进了弹子房,把东西都偷走了,”姑娘说。

  看起来她似乎知道得十分详细。她说有人把弹子房拆成一块一块的,连球台子也给搬走了。她讲得活灵活现,连达马索也不能不信以为真了。

  “瞎扯淡!”他回到厨房里说。

  安娜哼起了一只歌子,达马索把一张凳子靠在院墙上,打算平静一下焦躁不安的心情。三个月前,他刚满二十岁。他煞费苦心地蓄起两撇掩口的胡髭,在他的麻脸上增添了一副成年人的气概。从那时起,他就觉得自己是个大人了。今天早上,他的脑袋隐隐作痛,当他茫然地回忆起昨天晚上发生的那些事的时候,真不知道今后应该怎样活下去。”

  安娜烫完衣服,把干净的衣服分成了大小相同的两摞,准备上街去。

  “你早去早回啊!”达马索说。

  “跟往常一样。”

  达马索跟在妻子后面走进屋里。

  “我把你的格子衬衫放在那边,”安娜说。“顶好你别再穿那件法兰绒上衣了。”说罢,她两眼盯住丈夫那双猫一样的明亮的眼睛。

  “也不知道有没有人瞧见你。”

  达马索在裤子上擦了擦手心里的汗。

  “没人看见我。”

  “谁知道呢,”安娜又说。她一只手托起一摞衣服。“还有,你顶好暂时别出去。我先装做没事的样子到那边去兜个圈子。”镇上人人都在谈论这件事。关于事件的详细经过,安娜听到了好几种各不相同甚至互相矛盾的说法。她分送完衣服就直奔广场,而没有象每个礼拜六那样到市场上去。

  弹子房门前的人不象她想象的那么多。几个男人聚在杏树荫下闲聊。那些叙利亚人已经收起花花绿绿的碎布,准备去吃午饭。帆布棚摇摇晃晃的好象在打瞌睡。在旅店的前厅里,一个男人张着嘴巴,叉开手脚,正躺在摇椅上睡午觉。十二点钟的炎热天气使一切都好象瘫痪了似的。

  安娜顺着弹子房走过来。在经过码头对面的空地时,她看到一群人。这时候,她想起了达马索曾经跟她讲过弹子房的后门正对着一块建筑空地。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可是唯有弹子房的老主顾才记得最清楚。过了一会儿,她用两只胳臂护住肚子挤到人群里去,两眼一直盯住被撬开的门。锁原封未动,只有门上的铁环儿象门牙似地被拔下来一个。安娜眼瞅着这件偷偷摸摸干的不起眼的活儿在人们中间引起的混乱,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自己的丈夫。

  “这是谁干的?”

  她简直不敢朝周围瞧一眼。

  “不知道,”有人回答说。“听说是个外乡人。”

  “那没错,”安娜身后边一个女人说。“咱们镇上没有小偷。

  全镇的人谁都认识谁。”

  安娜扭过头来瞧了瞧。

  “是啊,”她淡然一笑说。这时候她浑身上下都是汗水。在她身旁站着一个老头儿,脖子后面布满深深的皱纹。

  “东西全偷走了?”她问。

  “有二百比索,还有几个台球,”老头儿说。他用一种莫名其妙的眼神审视了安娜一眼。“这下子可得睁着眼睡觉了。”安娜急忙避开了他的目光。

  “是啊!”她重复了这么一句,把一块破布蒙在头上走开了,心里总觉着那个老头儿还在盯着她。

  空地上的人群静默了片刻,好象被撬开的门后边停着具死尸似的。随后,人群骚动起来,转过身一起朝广场拥去。

  弹子房的老板和镇长,还有两名警察站在门口。老板又矮又圆,裤子全仗着肚皮绷住。他戴着一副象是孩子们玩的眼镜,看起来不象往常那么神气十足了。

  人们围上去。安娜背贴着墙,听老板向大家介绍情况。后来,人群散了,她也回到家里。左邻右舍七嘴八舌问得她脑袋发昏,透不过气来。

  达马索躺在床上,反复地思忖着昨天夜里不知道安娜多么焦急地在等着他呐,再说,她又不抽烟。一看见她笑嘻嘻地走进来,从头上摘下被汗水浸透的破布,达马索急忙把一支只吸了一两口的香烟在满是烟蒂的地上捻灭,急切地等着她开口。

  “怎么样?”

  安娜跪在床前。

  “你啊,不光是小偷,还是个骗子,”她说。

  “为什么?”

  “你说抽屉里啥也没有。”达马索皱了皱眉头。

  “是啥也没有啊!”

  “有二百比索!”安娜说。

  “瞎说!”他抬高嗓门儿反驳说。一边说着一边从床上坐起来,又放缓口气说:“只有两毛五分钱。”安娜终于相信了丈夫说的话。

  “真是个老恶棍!”达马索攥紧拳头说。“他们就是一心想让人家丢丑。”

  安娜爽朗地笑起来。

  “行了,别那么傻了。”

  他最后也笑了笑。在他刮脸的时候,安娜就把听来、看来的那些事讲给他听。还说警察正在搜捕一个外乡人。人家说他是礼拜四来的,昨天晚上还有人看见他在码头上遛过来遛过去,”她说。“还说今天哪儿也找不着他啦。”达马索也在想着这个他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外乡人,有一阵子他真的以为偷东西的就是这个人了。

  “也许他已经溜走了,”安娜说。

  达马索象往常一样花了三个小时梳洗打扮一番。第一件事就是一根一根地梳理胡髭。随后在院子里的水龙头底下冲个澡。安娜紧跟在他后面,满怀深情地瞧着他细心地梳头。打昨天晚上她第一眼看见达马索起,心里就产生了这种对他爱怜的情感。当达马索朝着镜子穿上大红方格衬衫,准备出去的时候,安娜从镜子里看到自己又苍老又邋遢。达马索象个职业拳击师那样在安娜面前灵巧地闪跳了一下。安娜顺手抓住他的手腕。

  “还有钱吗?”

  “我是个大财主,”达马索开玩笑地说。“我有二百比索。”安娜背过身去脸冲着墙,从怀里掏出一叠钞票。她给了丈夫一个比索,说了声:

  “拿去吧,霍尔赫·内格雷特。”

  入夜,达马索和一群朋友在广场上见面了。从农村带着产品前来赶礼拜天集市的人,在饮食摊和彩票桌之间搭起了帐篷,刚一入夜就听见他们的鼾声。达马索的朋友们似乎对弹子房失窃的事没有多大兴趣,他们更想听一听垒球冠军赛的实况转播。可是今天晚上弹子房不开门,他们也听不成了。一说起垒球,大家就议论纷纷。他们一面高谈阔论,一面走进电影院,也不知道上映什么片子。

  今天放映的是《玩世不恭的人》。坐在第一排的达马索纵情地放声大笑着,他的心情已经全然平静下来了。这是一个六月的良宵。在演出空隙时,只有放映机发出微弱的光亮。在露天影院里,人们可以望见满天幽静的星斗。

  蓦地,银幕上的形象模糊了,在影院的一个角落里响起一声尖利的喊叫。顿时灯光大亮,达马索以为自己暴露了,打算赶快溜走,但是旋即看到全场的人都惊呆了。只见一名警察手里拿着一条对折起来的皮带,用沉重的铜钎子下死劲地拍打着一个人。这是一个身材高大的黑人。在场的妇女们大声喊叫起来,抽打黑人的那个警察也大声地吼叫着,声音盖过了妇女们的叫喊声:“小偷!小偷!”黑人在椅子中间连滚带爬。两名警察紧追在后面,边追边打黑人的后腰,最后一把抓住了他的后背。那个抽打黑人的警察用根绳子把他反剪双臂捆绑起来。三名警察推推搡搡地把黑人带到门口。事情发生得很快,达马索直到黑人走过他的身边时才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黑人的衬衣撕破了,脸上脏乎乎的,又是泥,又是血,又是汗。他鸣呜咽咽地说:“杀人强盗,杀人强盗!”这时,放映机的灯亮了,又接着放电影。

  达马索再也笑不出来了。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眼里看到的只是一个不连贯的故事的零碎片段。最后,灯光大亮,观众们互相望了望,似乎对回到现实生活中来感到有些愕然。“真带劲!”有人朝自己身边的人喊了一声。达马索没去看他。

  “《玩世不恭的人》这片子真棒!”他说。达马索随着人流走到门口。卖食物的小贩带着卖剩下的东西回家了。十一点多,街上还有许多人等着从电影院里出来的人给他们讲一讲黑人被捕的经过。

  这天夜里,达马索蹑手蹑脚地走进屋里。当安娜在睡梦里发觉他回来的时候,他正躺在床上抽第二支烟呢。

  “饭在火上温着呐,”她说。

  “我不饿,”达马索说。

  安娜叹了一口气。

  “我刚才梦见诺拉用黄油做小人儿,”她睡眼惺松地说。猛然间她意识到刚才不知不觉地又睡着了。于是她转过身来朝着达马索,迷迷瞪瞪地用手揉了揉眼睛。

  “外乡人被逮住了,”她说。达马索沉默片刻才开口说话:

  “谁说的?”

  “是在电影院里逮住的,”安娜说“,大家都这么说。”

  接着她讲了一个关于黑人被捕经过的虚构的传言。达马索没有去纠正她。

  “可怜啊!”安娜叹了口气说。

  “什么可怜?”达马索激动地抗议说。“这么说你是愿意叫我去蹲监狱啦?”

  她心里明白达马索这个人是反驳不得的。她觉得他又在抽烟,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活象一个哮喘病人。就这样,他们一直呆到鸡叫头遍。又过了一会儿,她觉得达马索站起来了,在屋里摸着黑儿到处翻寻,他不是凭视觉而是凭触觉在活动。之后,她又觉着他在床底下刨地,约摸刨了有一刻多钟。然后,她又觉着他在黑暗中脱了衣服,极力不弄出响声来。达马索不知道安娜为了不打搅他一直在假装睡熟。安娜本能地觉察到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她才恍然大悟,原来达马索当时就在电影院里,同时也明白了为什么他刚才把台球埋到床底下。

  礼拜一,弹子房又开门营业了。一群兴奋的顾客一拥而入。球台上蒙着一块紫黑色的绒布,看上去弹子房真有点儿象殡仪馆。墙上贴着一张通知:“本室无球,暂停营业。”人们走进来读着通知,好象在看一件新闻。有人久久地站在通知前面,律律有味地一遍又一遍地读通知,真叫人感到莫名其妙。’

  达马索是来得最早的一批顾客中的一个。他平生有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在台球观众席上度过的。弹子房一重新开放,他马上就光临这里。不过,对他来说,这次光临弹子房就象前来吊唁一样,心里感到一阵短暂的难过。他隔着柜台拍了拍老板的肩膀,对他说:

  “怎么样,罗克先生?”

  老板苦笑了一下,摇摇头。然后叹口气说:“你自己看吧,”说完就忙着招呼其他顾客去了。这时候,达马索坐在柜台前的凳子上,眼睛望着蒙着紫黑色丧布的鬼一样的球台子。

  “真是少见,”他说。

  “是啊,”坐在他邻近凳子上的那个人说,“我们就好象在过受难节一样。”

  大部分顾客回家吃午饭去了。达马索把一枚钱币丢进自动电唱机里,挑选了一张墨西哥民歌的唱片。这张唱片放在哪一层格子里,他记得很清楚。这时候,罗克先生正把小桌子、小椅子挪到大厅里面去。

  “干什么呀?”达马索问。

  “我想摆上点扑克牌,”罗克先生回答说。“在弄到台球之前总得搞点儿什么玩艺啊。”

  他一只胳臂上挎了一张椅子在昏暗的房间里走动着,就象是一个新近丧妻的鳏夫。

  “什么时候能弄到台球?”达马索问。“用不了一个月吧,我想。”

  “再过一个月,丢的球也该找回来了吧,”达马索说。罗克先生惬意地瞅了瞅摆成一排的桌子。

  “不会的,”他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又说:“他们从礼拜六起就不给黑人饭吃,一直饿到现在。可是他就是不肯说出把球放在哪里了。”罗克先生一边说着一边透过被汗水模糊了的镜片打量着达马索。

  “我想他一定是把球扔到河里去了。”达马索咬了咬嘴唇。

  “那二百比索呢?”

  “也没找到,”罗克先生说。“在他身上只搜出来三十比索。”他们互相望了一眼。达马索也说不清为什么他总觉得他和罗克先生互相望这一眼就好象在他们之间达成了通同作弊的默契似的。当天下午,安娜从洗衣池那里看见她丈夫象个拳击师一样一蹦一跳地回到家里。她跟在他屁股后面走进屋里去。

  “行了,”达马索说。“老家伙自认倒霉,已经托人去买新球了。现在单等大家把这件事一忘,就算没事了。”

  “那个黑人呢?”

  “没事儿,”达马索耸耸肩说。“找不到球,他们就得把他放掉。”

  吃过晚饭,他们俩往街门口一坐,和邻居们山南海北地闲聊天,一直聊到电影院的扩音器停止播音。睡觉的时候,达马索十分激动。

  “世界上的好事全让我赶上了,”他说。

  安娜知道他从傍晚起一直就在琢磨这件事。

  “我打算从一个镇转到另一个镇,”达马索接着说。“在这个镇上偷台球,到下一个镇上把球脱手。反正每个镇上都有弹子房。”

  “不定哪一天你准会吃上颗枪子儿!”

  “什么枪子儿不枪子儿的,”他说。“这种事只有在电影上才能看得见呐。”他站在屋子当中,感到得意洋洋。安娜开始脱衣服,表面上装做不在意的样子,其实她一直在细心地注意听达马索说话。

  “那我就去买这么一大排衣服,”达马索一面说着一面用食指比划着一个和墙一样宽的假想的衣柜。“从这儿到那儿。再买上五十双鞋。”

  “但愿上帝能听见你说的话,”安娜说。

  达马索面色一沉,瞪了她一眼。

  “你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他说。

  “照我看这些都还远着呐,”安娜说。她熄了灯;脸冲墙躺下去,然后又颇为怅惘地加上了这么一句;“等你三十岁的时候,我都四十七了。”

  “别那么傻了,”达马索说。他把手伸进口袋里去摸火柴。

  “到那时候你也用不着再挣着命洗衣服了,”他用带着歉意的口吻说。安娜替他划着了火柴。她两眼直愣愣地盯住火光,直到火柴着完,然后她把烧剩下的火柴棍丢在地上。达马索仰面朝天往床上一躺,又接着说:

  “你知道台球是用什么做的吗?”安娜没有回答。

  “是用象牙做的,”他继续说。“很难买到,所以得要一个月才能弄来。你懂吗?”

  “快睡吧!”安娜打断他的话说。“五点钟我还得起床呢。”达马索恢复了常态。整个一上午他都躺在床上抽烟。午睡后他又梳洗打扮起来,准备出门去。晚上,他在弹子房里听垒球冠军赛实况转播。他这个人就是有这样一种美德:什么主意都是来得快,忘得也快。

  “你还有钱吗?”礼拜六他问安娜。

  “还有十一个比索,”她回答说。接着又轻声地说:“这是缴房租的钱。”

  “我提议咱们做一笔买卖。”

  “什么买卖?”

  “把钱先借给我。”

  “还得缴房租呐。”

  “以后再缴。”

  安娜摇了摇头,达马索抓住了她的手腕,不让她从刚刚吃罢早餐的桌子旁边站起来。“就用几天”,达马索说。他心不在焉地抚摸着安娜的手臂,又说:“卖了台球,咱们就有钱啦,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晚上,在电影院里,达马索一直搂着安娜的肩膀,就连休息时和朋友谈话,他的手也没有离开安娜的肩头。他们看到的只是电影的零零碎碎的片段,最后,达马索不耐烦了。

  “那我只有去拦路抢劫了,”他说。

  安娜耸了耸肩。

  “不管碰上谁我就给他一闷棍,”达马索说着话,一把将安娜推进了从电影院往外走的人群中去。“这么一来,我就成了杀人犯,就会被关进监狱。”

  安娜暗自笑了笑,还是不肯让步。两个人整整争吵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达马索急匆匆地穿上衣服,故意摆出一副吓唬人的架势。当他走过妻子身旁时,咕哝了一句:

  “我永远也不回来了。”

  安娜情不自禁地微微颤抖了一下。

  “视你一路平安!”她喊道。

  达马索狠命地把门一摔。这个礼拜天对他说来真是又空虚又漫长。集市上摆着五光十色的零星物品。身上穿着五颜六色的闪光衣服的妇女们望完了八点钟的弥撒,领着孩子从教堂里出来。这一切都给广场增添了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只是天气愈来愈热了。

  这一天达马索是在弹子房度过的。上午,那里有几个男人玩扑克。午饭前,有一阵子人多一些。然而,弹子房显然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只是傍晚转播垒球冠军赛实况的时候,才多少恢复了一些昔日的热闹。

  弹子房打烊以后,达马索来到了一个阒无一人的广场上,一时间也不知往哪里去才好。这时他听到远处传来了一支欢快的乐曲声,就顺着那条和码头平行的大街往前走去。在街的尽头有一所宽绰、简陋的舞厅,里面装饰着褪了色的纸花环。在舞厅紧里面,乐队坐在一个木台子上。屋里飘动着一股令人窒息的脂粉香气。

  达马索站在柜台前。一曲奏完,乐队里敲镲的那个小伙子走出来向跳舞的人收钱。在舞池中央,一位姑娘离开了她的舞伴,朝达马索走过来。

  “怎么样,霍尔赫·内格雷特?”

  达马索叫她坐在自己身边。脸上擦着粉、耳边插了一朵石竹花的酒店老板低声下气地问:

  “喝点儿什么?”

  姑娘冲着达马索问道:

  “咱们喝点儿什么?”

  “什么也不喝。”

  “算我的帐。”

  “不是为这个,”达马索说。“我饿了。”

  “唉,可惜啊!”老板叹了口气说。“瞧瞧这对眼睛。”

  达马索和那个姑娘走到舞厅尽头的餐馆里。从姑娘的身段来看,她似乎还十分年轻。只是脸上涂抹的姻脂、粉、口红叫人猜不出她究竟有多大岁数。吃完饭,达马索跟着姑娘穿过黑洞洞的院子,走进院子深处的一间屋子。在院子里可以听得见睡熟的牲口的喘息声。屋里床铺上有一个刚出生几个月的婴儿,包在花花绿绿的破布里。姑娘把破布铺在一个木盆子里,又把小孩放进去,然后把盆子放在地上。

  “老鼠会把他啃了,”达马索说。

  “不会的,”姑娘说。

  她脱下大红衣服,换上了一件大黄花的袒胸露背的衣服。

  “谁是他爸爸?”达马索问。

  “我也不知道,”她说。当她走到门口的时候,又说:“我马上就回来。”

  达马索听她锁上了门。他仰面朝天地和衣躺在床上,一连吸了几支香烟。咚咚的鼓声把床震得一颤一颤的。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当他醒来的时候,音乐声已经停止,屋里显得更加空旷。

  那位姑娘正在床前脱衣服。

  “几点啦!”

  “大概有四点了吧,”她说。“孩子没哭吗?”

  “好象没有,”达马索说。

  姑娘紧挨着他身边躺下,一面给他解开衬衫的钮扣,一面斜眼瞟着他。达马索知道她喝了不少酒。他打算把灯关上。

  “撂着吧,”她说。“我最喜欢看你的眼睛。”

  屋子里充满农村清晨特有的声音。孩子哭了。姑娘把他抱到床上喂奶,嘴里哼着一支只有三个音符的歌子,唱来唱去三个人都睡着了。七点来钟姑娘就醒了。她出去一趟,回来时没有抱着孩子。这些达马索一点儿也没发觉。

  “大家都到码头上去了,”她说。

  达马索觉得这一夜他只睡了不到一个小时。

  “干什么去?”

  “去看偷台球的那个黑人,”她说。“今天就要把他押解走了。”

  达马索点燃了一支香烟。

  “可怜啊!”姑娘叹息一声说。

  “什么可怜?”达马索问。“谁也没有逼着他当小偷啊!”姑娘把头低垂到胸前,沉吟片刻才低声说:

  “不是他干的。”

  “谁说的?”

  “我知道,”她说。“弹子房丢东西的那天晚上,黑人和格洛丽娅在一起。第二天在她家一直呆到深夜。后来听说在电影院里把他逮走了。”

  “格洛丽娅可以把这些事告诉警察局啊。”

  “黑人自己说了,”她说。“镇长到格洛丽娅家里去过了,把屋子翻了个底儿朝天,还说她是窝主,要把她关进监狱。后来花了二十比索才算了事。”

  八点钟前,达马索起床了。

  “你就呆在这儿吧,”姑娘对他说“我去宰只鸡,咱们吃早饭。”

  达马索拿着小梳子在手心里敲了敲,然后把梳子放进裤子的后兜里。

  “不行啊!”达马索边说边拽住姑娘的手腕,把她拉过来。她刚洗过脸,的确她很年轻,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流露出无依无靠的神色。他楼住了她的腰。

  “留下吧!”她坚持说。

  “总呆在这儿?”

  她脸色微微一红,就把他推开了。

  “骗子!”她说。这天早晨,安娜感到很疲乏。可是,镇上人声鼎沸,她也受到感染。她急急忙忙地把这个礼拜要洗的衣服收齐,就到码头上看押解黑人上船去了。一群人站在即将开走的小艇前面不耐烦地等候着。达马索也在那里。

  安娜用手指头捅了捅他的腰眼儿。

  “你在这儿干嘛?”达马索跳了一下问道。

  “来向你告别,”安娜说。

  达马索用手指节敲击着一根电线杆。

  “他妈的!”他说。

  他点上一支烟,顺手把空火柴盒扔到河里。安娜从上衣里掏

  出一盒火柴,装进他衬衣口袋里。达马索第一次脸上露出笑容。

  “你啊,你真是头母驴,”他说。

  “哈哈哈……”安娜笑了。

  过了一会儿,黑人被押到船上。他是从广场中央过来的,双手背在后面,用根绳子绑着,一个警察拽着绳子,另外还有两个荷枪的警察跟在旁边。黑人没有穿衬衫,下唇裂开,眉毛上有一条口子,好象是个拳击师。他一声不响地沉着脸,避开众人的目光。大部分人都麇集在弹子房门口,打算看一看这出戏里的两个主角。弹子房老板看见黑人走过来,沉默不语地摇了摇头。其余的人带着一种看热闹的心情望着黑人。

  小艇当即开走了。黑人坐在舱顶,手脚被绑在一个煤油桶上。小艇在河心里兜个圈,发出了最后一声汽笛响,这时在黑人的背上闪过一道亮光。

  “可怜啊!”安娜说。

  “真是作孽啊!”她身旁的一个人说。“人哪里禁得住这么晒啊!”

  达马索看了看,说话的是一个特别肥胖的女人。看了那女人一眼后,他就朝广场走去。“你的话太多了,”他扒在安娜的耳朵上嘟嘟嚷嚷地说。“你就差把这件事大声嚷嚷开了。”

  安娜陪伴着他一直走到弹子房门口。

  “起码你得回去换件衣服啊,”在分手的时候安娜说。“你都成了叫化子啦。”

  这件新闻把一群吵吵嚷嚷的顾客带到了弹子房。罗克先生得要同时侍候几张桌子才能把大家都招呼过来。达马索等到罗克先生走过自己身旁时对他说:

  “要我帮忙吗?”

  罗克先生把半打啤酒瓶子放在他跟前,瓶子上扣着杯子。

  “谢谢你,小伙子。”

  达马索把瓶子送到桌上去。他问了几位顾客要点儿什么;又继续把瓶子搬过来挪过去,直到大家去吃午饭为止。清晨,达马索回到家里。安娜一看就知道他又喝酒了。她拉过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肚子上。

  “你摸摸,”她对他说“,没觉出什么来吗?”达马索显得冷冰冰的。

  “他活着呢,”安娜说。“这一夜他净在里面踢我。”

  达马索还是不吭气。他在想心事。第二天一大早他又出去了,直到半夜才回来。就这样过了一个礼拜。达马索很少在家里,一回到家就躺着抽烟,不愿讲话。安娜尽量对他表现出关怀体贴。在他们开始共同生活的时候,有一回他也是这个样子。当时她对他还不大了解,还不知道不能过问他的事情。那一回,达马索把她按在床上,骑上去,打得她一个劲儿地淌血。

  这一次,她干脆等着瞧了。晚上,她在油灯旁边放上十盒烟卷,她知道达马索不怕渴、不怕饿,就是不抽烟受不了。最后,到了六月中旬的一天黄昏,达马索又回到家里。安娜有点紧张,她想达马索在这个时候回来,一定是心里有什么不痛快;吃饭的时候,两口子一句话也没有说。在躺下以前,达马索好象有点儿恍惚的样子,人也显得和善一些。他随口说了句:

  “我想出去一趟。”

  “往哪儿去?”“哪儿都行。”

  安娜朝屋子扫了一眼。她剪下来的带电影明星的杂志封皮贴满了墙壁,封皮已经很旧了,颜色也褪光了。她每天都能从床上看见这些人头像,可是从来没有注意到它们已经变成今天这种颜色。

  “你是讨厌我,”她说。

  “不是的,”达马索说。“我讨厌这个镇子。“”这个镇和其他镇没什么两样。”

  “在这儿球脱不了手,”达马索说。

  “别管什么球不球的啦,”安娜说。“只要上帝还让我有劲儿洗衣服,你就甭去冒险了。”她停顿一下又轻声说:“我真不知道你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来的。”达马索抽完一支烟才开口说:

  “这很简单。我可说不清为什么别人没去干这种事,”他说。

  “还不是为了钱,”安娜说。“可是谁也不会这么傻,专门去偷台球啊。”

  “去的时候我连想也没想,”达马索说。“到了那里,看见柜台后面的盒子里有球,我想空着手回来太不值得。”

  “运气不好啊,”安娜说。

  达马索感到一阵轻松。

  “新球一时还来不了,”他说。“有人捎信说球涨价了,罗克先生说买球不上算,”他又点燃了一支香烟。说着话,他觉得压在心头上的那股阴暗心理慢慢地消逝了。

  他说弹子房老板已经决意把球台卖了。不过,据说这也值不了多少钱,因为台面上的呢绒让粗心的初学打球的人给弄破了,原来是用带色的布补上的,现在还得换块新的。他还说那些在球台旁边度过大半生的顾客们现在除去听听垒球冠军赛实况转播外,就再没有其他娱乐了。

  “一句话,”达马索最后说,“咱们的日子不知不觉地全在这个镇上打发掉了。”

  “真没有意思,”安娜说。

  “下个礼拜冠军赛就要结束了,”达马索说。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事。最倒霉的还是那个黑人。”就象刚结婚的时候那样,她偎依在他的肩上,心里很清楚丈夫在想什么心事。等到他抽完一支香烟,她小翼翼地说:

  “达马索!”

  “干什么?”

  “把球送回去吧。”他又点上一支烟。

  “几天来我一直在琢磨这件事,”他说。“问题是怎么送回去。”

  他们先是决定把球扔在一个公共场所。后来安娜想这只能解决弹子房的问题,黑人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警察局可以对这件事作出各种各样的解释,而不去释放黑人。何况还会有这样一种危险:有人拾到了球不还回去,自己留起来卖掉。

  “要子就把事情子好,”安娜最后说。

  他们把球刨出来。安娜把球包在信纸里,把纸包得露不出球的样子,然后放到箱子里。

  “得要等个机会,”她说。

  等啊等,又过了两个礼拜。八月二十日夜晚,——偷球后的两个月,——达马索找到了罗克先生。罗克先生坐在柜台后面用一把芭蕉扇赶蚊子。收音机关上了,周围显得更加寂静。

  “我跟你说过了,”罗克先生好象办完了一件要办的事,心里颇为坦然地说,“这些都见他妈的鬼去了。”

  达马索把一枚钱币投进自动电唱机。唱片的号码、电唱机的指示灯似乎都有力地证明他是个老实人。不过,他感到罗克先生对这些都没怎么注意。他搬过来一个座位,想用一些模棱两可的话安慰安慰罗克先生。老板懒洋洋地扇着扇子,无动于衷地听他说话。

  “没法子啦,”他说“,垒球冠军赛也不能赛一辈子啊。”

  “球也许会回来。”

  “不会的。”

  “黑人也不能把球吃了。”

  “警察到处都找遍了,”罗克先生绝望地说。“他把球扔到河里去了。”

  “也许会出现奇迹。”

  “别幻想了,小伙子,”罗克先生反驳道。“倒楣的事就象蜗牛一样。你相信奇迹吗?”

  “有时候也信,”达马索说。

  达马索离开弹子房的时候,电影还没有散。扩音器传出了断断续续的大声对话,在黑黑的镇上回响着。只有几户人家还点着灯,大约是临时有点儿什么事。达马索在电影院四周徘徊了一阵儿,然后转身到舞厅去了。

  整个乐队正在给一位顾客伴奏。这位顾客同时和两名舞女跳舞。其余的舞女老老实实的排成一行靠墙坐着,等着轮到自己。达马索坐在一张桌子旁,向酒店老板打了个手势,要他拿瓶啤酒来。他咕嘟咕嘟地一口气喝完一瓶啤酒,两眼象透过一层玻璃似地盯住那个和两名舞女跳舞的汉子。这个男人比两个舞女都要矮小。

  半夜,看完电影的女人纷纷来到舞厅,后面跟着一帮男人。达马索的女友也在人群中间。她离开了人群,坐到达马索的桌子旁边。

  达马索看也不看她。他已经灌下去半打啤酒了,眼睛还是直勾勾地望着那个现在和三个舞女跳舞的汉子。这个男人也不大答理那几个娘儿们,只顾低头欣赏着自己鞋上绣的金银线装饰。看起来他似乎很惬意。当然,假如他除了手脚之外再长上一条尾巴,那他就会更惬意了。

  “我讨厌这家伙,”达马索说。

  “那你别看他好了,”姑娘说。

  姑娘向酒店老板要了一杯酒。这时舞池里挤满了一对一对的舞伴。那个和三名舞女跳舞的汉子在舞池里照样显得旁若无人的样子。他一转身,刚好和达马索的目光碰到一起。他跳得更欢了,朝着达马索微笑着,露出了满口兔子般的碎米牙。达马索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瞪着他,直瞪得他收起笑容,转过身去。

  “他很得意嘛!”达马索说。

  “是挺得意,”姑娘说。“每次到镇上来,他都是自己掏钱付伴奏费,和其他游客一样。”达马索扭过脸来,用呆滞无神的眼睛瞅了她一眼。

  “那你跟他去吧,”他说。“别让他一吃三,叫他一吃四好了。”

  姑娘没有答理他,扭过脸去朝着舞池,一口一口地啜饮着杯中酒。鹅黄色的衣服越发使她显得怯生生的样子。

  大家又跳了一轮舞。最后达马索直了直腰。

  “我都要饿死了,”姑娘说着挽起达马索的胳臂,拽着他向柜台走去。“你也该吃点东西了。”那个得意洋洋的汉子带着三名舞女正好从相反的方向转过来。

  “听着!”达马索对他说。

  那个人朝他笑了笑,还在继续跳舞。达马索从他的女友的胳臂弯里抽身出来,挡住那个人的去路。

  “我不喜欢你的牙齿!”

  那个人的面孔一下子变成铁青色,可是还是带着笑容。

  “我也不喜欢,”他说。

  姑娘正要上前拦住达马索,他却抢先一步,朝那个人的脸上猛击一拳,对方应声倒在舞池中央。顾客当中没有一个人出来劝架。那三个舞女拦腰抱住达马索,嘴里喊叫着。达马索的女友把他推到大厅深处。这时候,那个人站起身来,脸被打得扭曲了。

  他象个猴子似的在舞池中间一面跳着,嘴里一面喊道:

  “再奏个曲子!”

  两点钟左右,舞厅里差不多空无一人了。没有顾客的舞女们都吃夜宵去了。屋里闷热。那个姑娘把一盘米饭、豆角、炸肉端到桌上,用一把调羹吃起来。达马索呆呆地望着她。她递过来一勺米饭。

  “张嘴!”

  达马索把下巴抵往前胸,摇了摇头。

  “这是给娘儿们吃的,”他说。“男子汉用不着吃饭。”他用手撑住桌子站了起来。刚一站稳,酒店老板双手抱肩走到他的面前。

  “一共九个比索八十分,”他说。“我这个庙可不是政府开的。”

  达马索把他推到一边。

  “我可不喜欢相公。”

  酒店老板一把抓住他的袖子。那个姑娘给老板使了个眼色,老板才把他放了,嘴里说:

  “真不知道害臊!”

  达马索晃晃悠悠地走出来。月光下小河河面上闪烁着神秘的光亮,他的头脑清醒了一下,旋即又糊里糊涂了。达马索走到镇子的另一头,看到自己的家门,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走着走着就睡着了。他晃了晃脑袋,茫然而又急迫地感到从现在起需要步步小心。他轻手轻脚地推开门,尽量不让门轴发出声响。

  安娜发觉丈夫在翻箱子。她翻了个身儿,脸朝着墙,躲开手电筒的光亮。又过了一会儿,她觉着丈夫还没有脱衣服。突然一个念头使她从床上霍地坐了起来。达马索正站在箱子旁边,手里拿着包台球的纸包和手电筒。他把食指放在嘴唇上。

  安娜从床上跳下来。“你疯啦?!”她嘴里咕哝了一句就朝门口跑去。她连忙上好门闩。达马索把手电筒、小刀子和一把锋利的锉刀揣进裤子口袋里,然后又把纸包紧紧地夹在腋下,朝安娜走过来。安娜用后背抵住门。“只要我活着,你就甭打算出去,”她低声说。

  达马索想要把她拉开。

  “滚开!”他说。

  安娜双手紧紧抓住门框。两个人眼睛一眨也不眨地你瞪着我,我瞪着你。

  “你真是头蠢驴,”安娜小声说。“上帝只给了你这么一对儿眼睛,就没给你个好脑子。”

  达马索揪住安娜的头发,扭住她的手腕,把她的头强按下去,咬牙切齿地说:

  “我跟你说了,叫你滚开!”

  安娜象一头上了轭的牛,扭过头来斜眼看着达马索。有一瞬间她连疼都忘了,她觉得自己比丈夫力气更大。可是达马索揪住她的头发不放,疼得她直掉眼泪。

  “你要把我肚子里的孩子弄死了,”她说。

  达马索把她凌空抱起来扔到床上。他刚一松手,安娜一跃而起,从后面手脚一起上,把他拦住了。两个人一块倒在床上,都憋得没有劲儿了。

  “我喊啦!”安娜扒在达马索的耳朵上小声说。“你要是再动,我就喊啦!”

  达马索气得直呼哧,他用包球儿的纸包使劲敲打她的膝盖。安娜哎哟了一声,两腿松开了。她又拦腰抱住她丈夫,不让他到门口去。她恳求他说:

  “我答应你明天我把球儿送去,”她说。?我一定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球儿放回原处。”

  他们离门愈来愈近,达马索用球儿砸她的手。一疼,她松开了手,接着又把他抱住,继续央求他。

  “我去说是我偷的,”她说。“我这个样子,他们不会把我关进监狱的。”达马索挣脱了出来。

  “全镇的人都会看见你的,”安娜说。“你简直是个笨蛋,也不看看月亮有多么亮!”说着她乘丈夫还没有完全抽下门闩就又把他抱住了。她闭上眼睛,朝他脖子和脸上乱打一气,嘴里几乎起来:“畜生!畜生!”达马索伸出手来自卫,安娜抱住门闩,从丈夫手里夺了过来,朝他头上打了下去。达马索往旁边一闪,门闩打在他的肩上,就象打在一块玻璃上一样。

  “臭婊子!”他喊了一声。

  达马索顾不得出不出声了,他反手一拳打在安娜的耳朵上。他只听得一声深沉的哎唷声和身体猛撞在墙上发出的扑通声。但是他根本没去看她。他从屋里冲出来,门也没有关上。

  安娜躺在地上,疼得昏迷过去。她估计肚子里准会出点儿什么事。墙外面似乎有人叫她,听起来声音就象是从坟墓里发出来的一样。安娜咬了咬嘴唇,强忍住没哭出来。她站起身来,穿上衣服。她没有想到——正如那第一次她没有想到一样——达马索还站在门口,等着她喊叫着跑出来,然后再跟她说他不打算去了。但是,安娜第二次又犯了同样的错误:她没有出来追她丈夫,而是穿上鞋、关好门,坐在床上等他回来。

  门一关上,达马索心里想现在是没有后退的余地了。一阵阵犬吠声把他送到街的尽头,随后就是一片坟墓般的寂静。他没有走人行道,因为在沉寂的小镇上,他的脚步声显得很响,听起来好象是别人的脚步声似的。走到弹子房后门对过的空地时,他百倍警惕起来。

  这一回他不用打开手电筒了。门只在上次被拔掉门环的地方加固了一下。从原来的地方挖下一块砖头大小的木头,换上了一块新木头,又钉上了原来的门环。其余一切照旧。达马索用左手拉拉锁头,用锉刀尖儿伸进没有加固的那个门环的钉子上。他象摇汽车的摇把一样,悠着劲儿把锉刀转了几下,朽烂的木屑劈劈啪啪地爆裂开来,门环被撬下来了。他在推门之前,把高低不平的门板往上抬了抬,为的是减少门板和砖地的摩擦。门打开了一半。他脱下鞋,把鞋和包球儿的纸包放到门缝里,这才手划十字挤进了洒满月光的弹子房。

  首先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条幽暗的过道,过道两边堆满空瓶子和空箱子。再往前,从圆形的天窗里透进来一缕月光,月光下就是那张球台子。再往前有几个面朝里的柜子。最后是顶住大门的桌子和椅子。除了那一缕月光和一片沉寂而外,一切都和第一次一模一样。直到这时,达马索才算控制住了自己紧张的神经,感到一阵少有的轻松。

  这一次他根本没去管那些地面上松动的砖头。他用鞋把门推上,穿过那缕月光,打开手电简,寻找柜台后面放球的盒子。他大大咧咧地用手电简从左到右照了一遍,只看到一堆积满灰尘的小瓶子、一对马镫子和马刺、一件卷起来的满是油垢的衬衣,最后才看到球盒子还原封不动地放在老地方。他用手电筒照了照这个地方。那里蹲着一只猫。猫透过光亮无精打采地望着他。达马索用手电筒一直照着它。忽然间他感到脊背上掠过一股凉气这是他白天到弹子房来从来没有感觉到的。他用手电筒朝前一照,说了声:“嘘!”猫还是一动也不动。这时,他只觉得脑袋里轰地响起了一声暗哑的爆炸声,猫立时从他的脑海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待到他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他连忙扔掉手电筒,把包球儿的纸包紧紧楼在胸前。弹子房一下子被照得通明。

  “哎呀!”

  他听出了这是罗克先生的声音。他慢慢地直起腰来,觉得腰部疼得很厉害。罗克先生从弹子房深处走过来,只穿着一条裤衩,手里举着一根铁棍。灯光照得他眯缝着眼睛。在空瓶子和空箱子后面挂了一张吊床,离达马索进来时经过的地方不远。这也是和上次不同的地方。

  罗克先生朝达马索走过来。在离开他不到十米的地方,罗克先生跳了一下,立即戒备起来。达马索用手捂住纸包。罗克先生皱了皱鼻子,他没有戴眼镜,把脑袋往前一伸,打算看看究竟是什么人进来了。

  “小伙子,是你!”他喊道。

  达马索觉得一件没完没了的事总算到头了。罗克先生垂下手中的铁棍,瞠目结舌地走了过来。他没戴眼镜,也没装假牙,看起来象个女人似的。

  “你在这儿干什么?”

  “没干什么,”达马索说。

  他身体微微一动,换了个姿势。

  “你手里拿着什么?”罗克先生问。

  “什么也没拿。”

  罗克先生脸涨得通红,周身战栗起来。

  “你手里拿着什么?”他嘴里嚷嚷着,又举起铁棍朝前跨了一步。达马索连忙把纸包递给他。罗克先生百倍警惕地用左手接过来,用手指头摸了摸,这才恍然大悟。

  “这不可能!”他说。

  他有些慌乱,把铁棍放在柜台上,打开纸包,仿佛忘记了达马索还站在那里。他一声不响地欣赏着这几个台球。

  “我是送球儿来的,”达马索说。

  “那当然,”罗克先生说。

  达马索脸色铁青,酒劲儿已经全然过去了,只在他的舌头上留下了一股泥土的味道和一种模糊的孤独感。

  “这么说这就是奇迹罗,”罗克先生说着把纸包又包上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你会这么蠢,”他抬起头,板起了面孔。

  “那二百比索呢?”

  “抽屉里啥也没有,”达马索说。

  罗克先生沉吟地望了他一眼,嘴里在嚼着什么东西,然后他微微一笑。

  “啥也没有,”他一连重复了几遍“,这么说是啥也没有。”他又抓起铁棍说道:

  “那么,咱们找镇长去说说这件事吧。”达马索在裤子上擦了擦手上的汗。

  “您很清楚里面啥也没有。”罗克先生还在笑。

  “有二百比索,”他说。“现在你的皮肉得受点儿苦了。这倒不是因为你是个小偷,而因为你是个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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