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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皇帝或为找寻日本悲剧的巴伐利亚之旅

  (一)

  德·西耶波尔特上校先生

  德·西耶波尔特上校是一名巴伐利亚人,在荷兰军队服役,因写有许多关于日本植物的精美著作而享誉科学界。1866年春天,他来到巴黎,准备向皇帝面呈一份宏大的国际合作计划,以对日本这个神奇的日出之国进行开发,他在那个国家住了三十多年。尽管这位卓越的旅行家在日本待了那么长时间,但骨子里却仍然是一个巴伐利亚人;在等待去杜伊勒里宫接受召见的那段日子里,他总是到城郊普瓦索尼耶区的小酒馆里打发夜晚,身边陪伴着一位年轻的慕尼黑姑娘,他总是带着她一起旅行,向别人介绍说她是他的侄女。我就是在那里结识他的。这位身材高大的老人尽管已经七十二岁,但依然外貌坚毅,腰杆挺直,他留着长长的白胡须,身穿一件宽大得无可比拟的长外套,上衣翻领的饰孔里装饰着绶带,上边别着代表各国科学院的国旗;这副打扮奇怪而独特,却又不失腼腆和随便,每次他走进小酒馆的时候,总是会引来人们注意的目光。上校神色凝重地坐下,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又大又黑的萝卜;陪他一起来的姑娘身着短裙,披一块镶有流苏的方巾,头戴一顶旅行小帽,一看就知道是德国人,她按照家乡的习惯,把萝卜切成薄片,撒上盐,递给“熟熟”——她就是用她那老鼠般纤细的嗓音,带着德国口音,这样称呼她的叔叔的——然后,两个人就面对面坐着,安详而朴实地吃起萝卜来,似乎根本没有想过这样的举动在巴黎或在慕尼黑会显得多么滑稽可笑。他俩的确是独特而可爱的一对,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老人看到我十分感兴趣地听他讲日本的故事,便要求我对他的回忆录作一番润色,我立刻答应了,一方面是因为和这位年老的辛巴达〔2〕的友谊;另一方面,老人对日本的爱恋感染了我,使我也希望对那个美丽的国家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不过修改工作做起来可并不容易,整部回忆录都是用德·西耶波尔特先生那奇怪的法语写成的:“要是如果我可以有股东……要是如果我可以汇聚资金……”他还习惯于将一些词的发音颠倒过来,以至于经常把“亚洲的大诗人”说成“亚洲的大死人”,把“日本”说成“热笨”……此外,还有那些五十行一句的长句,中间没有一个句号或逗号,读起来连喘气的地方都没有,但作者在脑袋里却把它们安排得十分妥帖,哪怕去掉一个词都不可能,有一次我在这里删去了一行字,可不久他却在那里又把它加了上去……不过这没关系!这个该死的家伙说起“热笨”来是如此有趣,使我忘却了工作的烦恼。当他收到召见信的时候,回忆录差不多快要修改完了。

  可怜的老西耶波尔特!我至今还记得他去杜伊勒里宫的情景:他把所有的十字勋章都别在胸前,身穿漂亮的红金相间的上校军服,只有在非常重要的日子里,他才会从箱子里翻出这套衣服。尽管他不时直起高大的身躯,嘴里发出“嚯嚯”的声音,但他搭在我身上的手臂却在不住地颤抖,特别是他那因潜心研究和畅饮慕尼黑啤酒而变成深红色的学者的大鼻子,现在却异常苍白,从这上面,我可以感觉到他是多么激动……晚上我再见到他的时候,他一脸的得意:拿破仑三世在过道里接见了他,听他讲了五分钟话,然后用最喜欢的话把他打发走了:“再说吧……我考虑考虑。”听到这话,天真的日本迷已经在盘算要租下大饭店的二层楼,在报纸上写文章,并且散发宣传手册了。我费了好大的劲试图让他明白,皇帝陛下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来“考虑考虑”,在此之前,他最好还是回慕尼黑去,因为那里的议会恰好正在表决用于购买他庞大的收藏品的资金预算。我的话总算说服了他,临走前,为了感谢我在那本著名的回忆录上所花的心血,他许诺给我寄一部16世纪的日本悲剧,剧名是《盲人皇帝》,这部珍贵的杰作目前在欧洲还无人知晓,他特意将它翻译过来,送给他的朋友梅耶贝尔〔3〕。大师临终前,正在为这部戏谱合唱曲。您看得出,这位正直的人真心想送我一份厚礼。

  不幸的是,他走后几天,德国爆发了战争〔4〕,我也再也没有听到关于那部悲剧的消息。鉴于普鲁士军队占领了符滕堡〔5〕和巴伐利亚,上校很自然地会因为爱国而情绪激昂,对入侵感到慌乱不安,从而忘记了我的盲人皇帝。可是,我对此却念念不忘;说实话,一半是出于我对那部日本悲剧的欲望,另一半是为了满足亲眼看一看战争和占领是什么样的好奇心——噢,上帝!现在我对它们充满了恐惧的回忆——一天早晨,我决定出发去慕尼黑。

  (二)

  德国南方

  您跟我谈什么性情沉闷的民族?在这战争时期,在八月炎炎的烈日下,这个位于莱茵河彼岸的国家,从科尔桥〔6〕到慕尼黑,全都显得如此冷漠、如此平静。符滕堡的火车载着我缓慢而沉重地穿越着施瓦本地区〔7〕,透过车厢里的三十扇窗户,我看到各种风景展现在眼前:有山丘,有隘谷,还有低伏而苍翠的树木,从这绿色中可以感觉到溪流的清冽。随着火车的运动,山坡在峰回路转之间消失;山坡上,农妇们挺立在羊群中间,她们穿着红色的裙子、天鹅绒的短上衣,周围的树木是如此翠绿,以至于这羊舍简直就像是从某一个散发着松脂和北方森林清香的小松木盒子里取出来的一样。远处,时不时能看到十来个穿着绿色军服的步兵,在草地上操练走步,他们笔直地抬着头,走路时腿跷到了天上,拿枪的姿势犹如一张弓弩:他们是某一位拿骚〔8〕王子的军队。有时,其他火车也会和我们交错而过,它们开得和我们一样慢,上面载着很多大船,船上坐着符滕堡士兵,他们挤在一起,宛若挤在节日的巡游花车里一样,一边躲避着普鲁士人,一边用三个声部唱着《船歌》。我们在所有经过的车站餐厅里停下来歇脚,餐厅的总管们始终带着一成不变的笑容,顾客们脖子上围着餐巾,面对巨大的果酱肉块,一张张胖脸都洋溢着喜悦;斯图加特的王家花园里停满了四轮马车、梳妆间和马匹,水池边演奏着华尔兹和四对舞的音乐,而此时在基辛根〔9〕却进行着一场激战;说实话,四年之后,同样是在八月,当我想起这一切,想起我的所见——火车头疯狂地开着,却不知驶向何方,仿佛巨大的太阳让火车的锅炉变得惊慌失措;车厢停在战场中央,铁路被切断,列车遭遇了灾难;随着东部战线的缩短,法国的版图也日渐缩小;在所有这些被废弃的铁路沿线,一座座火车站孤零零地座落在穷乡僻壤之中,里面阴沉沉地挤满了人,都是些伤兵,他们像行李一样被遗忘在那里——这一切都让我不禁觉得,1866年发生在普鲁士和德国南方各诸侯之间的战争仅仅是一场供大家一笑的战争,无论别人对我们说些什么,日耳曼之狼是不会自相残杀的。

  只要看一看慕尼黑,您就能相信我的话了。我是在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到达那里的,那天天气晴朗,繁星点点,整座城市的百姓都来到了户外。空气中飘荡着一片欢快而模糊的喧闹声,这声音在灯光下、在路人扬起的灰尘中显得十分朦胧。无论是在凉爽的拱形啤酒窖里,还是在摇曳着彩灯浑浊灯光的啤酒屋花园里,到处都可以听见胜利雄壮的铜管乐和如泣如诉的木管乐,乐声中还夹杂着杯盖沉重地落在啤酒杯上的声音……

  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斥着各种声音的啤酒屋里,找到了德·西耶波尔特上校,他和侄女坐在那里,眼前仍旧放着一只黑萝卜。

  旁边的一张桌子上,外交部长正和国王的叔叔喝着啤酒。他们四周围着一大群穿着得体、拖家带口的有钱人,还有戴着眼镜的军官和戴着红色、蓝色、海绿色小鸭舌帽的学生,所有人都表情严肃,一言不发,虔诚地听着干戈里〔10〕先生的乐队,看着缕缕青烟从烟斗上冉冉升起,仿佛普鲁士根本就不存在一样,没有丝毫忧虑。上校看见我,似乎有点窘迫,我发现他压低了嗓门跟我讲法语。我们周围的人都在窃窃私语:“法国佬……法国佬……”我感觉所有的眼睛里都闪烁着恶意。

  “我们出去吧!”德·西耶波尔特先生对我说。

  一到了外面,我又重新看到了他过去的笑脸。这位正直的人并没有忘记他的承诺,可是他前一段时间忙于整理自己收集的日本藏品,而这些藏品他刚刚卖给了国家。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没有给我写信。至于我的那部悲剧,现在由德·西耶波尔特夫人保管着,她住在符滕堡,要去那里,必须得到法国大使馆的特别批准,因为普鲁士军队已经逼近了符滕堡,想进入这个地区已经非常困难了。可是我非常想要这部《盲人皇帝》,要不是担心德·特雷维索先生已经睡下,我当天晚上就去法国使馆了……

  (三)

  在出租马车里

  第二天一大早,蓝葡萄客店的老板就让我登上一辆出租马车。一般旅店的院子里都会停着几辆这样的马车,以帮助住店的客人游览城里的名胜;从马车里看出去,古迹和街道就像是导游手册一样,一页一页地在我们眼前翻开。不过,这次出租马车并不是要带我参观城市,而只是送我去法国大使馆:“法国大使馆!……”客店老板重复了两遍。车夫是一个个子矮小的家伙,身穿蓝色衣服,头戴一顶巨大的帽子;听到马车要去的新地方,他显得很惊讶。然而,我比他更惊讶,因为我看到他掉转车头,朝高档街区的反方向驶去,一路上沿着满是工厂、工人住所和小花园的城郊前行,经过城门,来到城外。

  “法国大使馆?”我时不时担心地问他。

  “对,对!”小个子车夫回答。

  于是我们继续赶路。我真想多了解一点情况;可见鬼的是,马车夫不懂法语,而那时候,我只会两三句最基本的德语,都是关于面包、床或肉之类的句子,跟大使馆没有任何关系。再说,这几句句子,我只能和着音乐说出口。原因是这样的:

  几年前,我和一个几乎与我一样疯狂的同伴,穿越阿尔萨斯、瑞士和巴登公国,做了一次名副其实的流动商贩式的旅行。我们肩上背着背包,走了无数里路程,绕过那些只想看一眼城门的城市,总是挑不知通往何处的小路走。这使我们经常意外地在旷野上,或在没有屋顶的粮仓里过夜;不过,最令我们的旅行充满始料未及的色彩的,是我和我的同伴连一个德语单词都不会说。经过巴塞尔〔11〕的时候,我们买了一本袖珍小词典,借助它,我们总算造出了几句非常简单天真的句子,比如“我们想喝啤酒”,“我们想吃奶酪”。然而,尽管这些该死的句子看似非常简单,但我们无论怎样努力也记不住它们。用演员的话来说,我们不能脱口而出。于是,我们想到为这些句子谱上乐曲;乐曲和句子是如此相配,以至于单词随着曲调被我们深深地记在脑海之中,两者之中的无论哪一个都不可能从我们的口中单独跳出。晚上,我们走进客店的大厅时,您只要看一看老板的面孔就知道了;我们一卸下背包,就扯开嘹亮的嗓子,大声唱道:

  “我们想喝啤酒(重复)

  “我们想,对,我们想

  “对!

  “我们想喝啤酒。”

  从此之后,我的德语说得好极了。我曾有过那么多学习这门语言的机会!……我的词汇量随着大批的短语和句子增长。只不过这些词句我现在是说,而不再是唱……噢!不,我不想唱……

  还是回到出租马车上来吧。

  我们精神振作地走在大街上,大街的两旁是树木和白色的房子。突然,车夫停了下来:“吁!……”他一边叫,一边指给我看一幢掩映在刺槐丛中的小房子,房子很幽静,也很偏僻,不像是大使馆的样子。大门边的墙角里安装着三个层叠的铜扣,闪闪地发着光。我随意拉了拉其中的一个,门开了,我走进一个雅致舒适的前厅,到处都有鲜花和地毯。听见门铃的声音,六七个巴伐利亚女仆跑着出来,一个个样子难看地站在楼梯上,宛如没有翅膀的鸟儿——这是莱茵河彼岸所有女人的通病。

  我问:“法国大使馆?”她们让我重复了两遍,然后大笑着走了,笑声简直可以撼动楼梯的扶手。我恼怒地回到车夫那里,借助手势,用尽一切办法告诉他,他搞错地方了,大使馆不在这里。“对,对……”这个矮小的家伙回答着,看上去一点都不激动。我们只好返回慕尼黑。

  我猜想,要么当时的法国大使经常搬家,要么就是我的车夫不愿违背马车的习惯,仍旧打定主意让我参观这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不管怎样,反正整个上午,我们都在慕尼黑纵横穿梭,寻找着那座虚幻的大使馆。在另外试了两三次之后,我再也不下车了。车夫来来回回,在某些路上停下,装模作样地问着路。我随他带我上哪儿,眼睛只管看周围的景物……慕尼黑真是一座忧郁冷漠的城市!街道宽广,高楼大厦排列整齐,空阔的马路上回荡着行人的脚步声,露天博物馆里一座座巴伐利亚名人的白色雕像显得如此死气沉沉!

  那么多列柱、拱廊、壁画、方尖碑、希腊神殿、柱廊,还有刻在三角门楣上排列成两行的烫金字母!所有这一切都给人以宏大的感觉,但当人们看到所有的马路尽头都有一座凯旋门,门洞朝着蓝天,仅有地平线从门下穿过时,他们似乎感觉到了这宏大的表面背后所隐藏着的空洞和虚浮。我就是这样想象这些虚拟的城市的:那是掺杂着德国情调的意大利,在那里,缪塞〔12〕展示着方塔西奥〔13〕无尽的惆怅和曼托瓦〔14〕王子庄严而愚蠢的假发。

  马车兜风持续了五六个小时,接着马车夫雄赳赳地把我拉回了蓝葡萄客店的院子,他打着响鞭,因带我参观了慕尼黑而感到自豪。至于大使馆,我后来发现它和我住的客店只相隔两条马路。不过这也于事无补,因为大使不同意向我签发前往符滕堡的护照。听说那段时间,我们在巴伐利亚很不受欢迎;一个法国人到战争的前哨去冒险,风险太大了。于是我只好留在慕尼黑,等德·西耶波尔特夫人有空把那部日本悲剧给我送来……

  (四)

  蓝色的国家

  真奇怪!这些善良的巴伐利亚人抱怨我们没有在这场战争中站在他们这一方,但面对普鲁士人却没有丝毫的仇恨和敌意。他们既不对失败感到羞耻,又不对胜利者有任何憎恨:“他们是世界上一流的士兵!……”基辛根战斗的第二天,蓝葡萄客店的老板就这样对我说,这也是慕尼黑百姓普遍的看法。在咖啡馆里,人们争相传阅柏林的报纸。大家看到《哐啷铛画报》〔15〕上的笑话,都笑得直不起腰来;这些来自柏林的夸张讽刺,如同克虏伯工厂制造的著名的五十吨锻锤那样沉重。没有人怀疑普鲁士军队不久之后就会进城,人人都做好了款待他们的准备。酒馆备足了香肠和肉肠;有钱人也开始在家里为普鲁士军官准备房间……

  只有博物馆表现出一点忧虑。一天,我走进美术馆,发现墙上空空如也,门卫们正在为图画装箱,准备运到南方去。人们担心胜利者虽然注重保护私人财产,却不把国家珍藏的物品放在心上。因此,城里所有的博物馆都关门了,除了德·西耶波尔特先生的那一家。上校认为,他是荷兰军官,受过普鲁士雄鹰勋章,只要有他在,就没人敢碰他的收藏品;在等待普鲁士人到来的这些日子里,他只是穿着庄重的军服,在三间长长的展厅里来回踱步。这三间展厅是国王送给他的,在宫廷的花园里;花园和巴黎的王宫有点相似,但比王宫更绿、更忧愁,四周围着围墙,墙上画着壁画。

  在这阴沉暗淡的宫殿里,奇珍异宝被贴上标签陈列起来,组成了博物馆的藏品;所有这些面目忧愁的东西都来自远方,脱离了它们原来的环境。就连老西耶波尔特本人似乎也是它们的一份子。我每天都来看他,我们一起度过很长时间,翻阅那些装饰着版画插图的日本手稿。那些科学或历史书籍都镶着金边,纸张精细,非常珍贵;它们有的又大又厚,必须平摊在地上才能打开,有的却仅有指甲那么长,只有依靠放大镜才能看得清上面的字。德·西耶波尔特先生要么让我欣赏他所珍藏的九十二卷日本百科全书,要么将《百人颂歌》翻译给我听,这是一本在日本天皇关心下出版的著作,里面收录了这个国家一百位最出名的诗人的生平、画像和抒情诗节选。接着,我们一起整理他收藏的武器:有着宽大护颏的金头盔、护胸甲、锁子甲,还有两只手掌那么宽的大砍刀,令人不禁想到寺庙里的骑士,用它轻而易举地剖腹自杀。

  他向我解释画在镀金甲壳上的爱情箴言,把我引进日本房屋的内室,给我看他在江户的住房的模型。那是一个上了漆的小模型,包罗了房子里的一切:从丝绸窗帘到小人国一样的花园假山,花园里还种着可爱的当地植物。最令我感兴趣的,是日本的祭祀器具,那些彩绘的木头小神像、祭披、圣瓶,还有可移动的祭台,简直就是名副其实的木偶舞台,每个信徒都会在家里辟出一个角落来放置这些东西。红色的偶像被整齐地放在最里面,一根带结的细绳挂在前面。开始祈祷之前,日本人会弯下腰,用这根细绳敲打一个响铃,响铃就在祭台脚下,闪闪发光;他们就是这样引起神灵的注意的。我像孩子一样,乐此不疲地敲打着这奇妙的响铃,任我的梦想随着这声波远去,一直飘到东方的亚洲国家,在那里,初升的太阳仿佛给所有东西都镀上了一层金色,从宽大的砍刀到小书的切口……

  当我从他那儿出来,满眼晃动着生漆和玉器的光泽,以及地理图鲜艳的颜色时,特别是在他为我朗诵了一首贞洁、高尚、新颖而深邃的日本颂歌的那些日子,慕尼黑的街景会给我一种奇怪的感觉。日本,巴伐利亚,这两个对我来说全新的国家,我几乎是同时认识了它们,我通过其中的一个看到了另一个,它们在我的脑海里模糊、混杂,变成一个空幻的国家、一个蓝色的国家……这条蓝色的旅行线路我刚刚在日本茶杯上看到过,它如同云彩的线条、流水的轮廓,现在我又在围墙的蓝色壁画上找到了它……还有那些身穿蓝色军服的士兵,戴着日本式护面具,在广场上操练;还有这无边无际、像勿忘我一样蓝的宁静的天空;还有那个把我拉回蓝葡萄客店的马夫!……

  (五)

  泛舟斯塔因贝格湖〔16〕上

  这个在我记忆深处闪着粼粼波光的湖泊,也属于蓝色的国家。哪怕仅仅是在写下斯塔因贝格湖名字的时候,我就仿佛看见了慕尼黑附近那一大片平静的水面,波澜不兴,水天一色,一艘小汽船沿湖岸驶过,冒出的蒸气使湖泊显得既亲切又生动。湖的周围,是一个个广阔的公园,里面是茂密的深绿色森林,森林时不时地被分割开,犹如白色的别墅在那里开的天窗。往山上看,小镇的房屋成群地建在峡谷之间,屋顶紧紧地彼此挨着;再往上看,远处的蒂罗尔山〔17〕仿佛是透明的颜色,在空气中飘荡。在这幅有点传统,但如此迷人的画卷一角,有一位很老很老的船夫,他穿着长长的护腿和镶着银纽扣的红色背心,载着我在这湖上游荡了整整一个星期天;能在自己的船上接待一个法国人,似乎非常自豪。

  这样的荣誉并不是第一次降临到他的头上。他记得很清楚,在他年轻时,曾经将一位法国军官渡过了斯塔因贝格湖。那是在六十年前,从老人对我说话时那种毕恭毕敬的神态中,我感觉到1806年的法国给他留下的是什么样的印象;这位第一帝国的军官似乎名叫贝尔·奥斯瓦尔德,他穿着紧身裤,脚蹬软皮靴,头戴一顶巨大的翻皮帽,一副胜利者趾高气扬的样子!……如果这位斯塔因贝格湖的船夫现在还活着,我怀疑他是否对法国仍然怀有这样的崇敬之情。

  慕尼黑的有钱人就是在这美丽的湖上,以及湖边住宅敞开的公园里度过愉快的星期天的。战争丝毫没有改变这一习惯。我经过的时候,湖边的客栈全都客满了;草地上,几个胖胖的女人围坐成一圈,把她们的裙子弄得鼓鼓的。树枝交叉在蓝色的湖面上,成群结队的青年女子和学生从中间穿过,身体笼罩在烟斗的青烟中。稍远一点的地方,一群农民正在马克西米利安公园的林中空地上举行婚礼,他们既嘈杂又显眼,在临时支起来的长桌前大吃大喝;与此同时,一个身穿绿色制服的猎场看守神气活现地站在那里,手握钢枪,摆出射击的姿势,向人们展示着神奇无比的撞针步枪,这种枪被普鲁士军队使用得非常成功。我真的需要看到这情景,才能想起在离我们几里远的地方,还有人在战斗。您不得不相信这样的事实,因为那天晚上,我回到慕尼黑,在一个像教堂的角落一样宁静而不起眼的小广场上,看到圣母玛丽亚的雕像周围点着一支支蜡烛,女人们跪在那里,祈祷声不时被长长的呜咽所打断……

  (六)

  巴伐利亚雕像

  尽管多年来人们不停地描写法国人的沙文主义和愚蠢的爱国主义,说我们爱好虚荣、自吹自擂,但我认为,在欧洲,没有一个民族比巴伐利亚人更爱吹牛、更好大喜功、更自命不凡。巴伐利亚短暂的历史只不过是从德国历史书上撕下来的十页纸,却被陈列在慕尼黑的街头夸耀;这历史全部用绘画和纪念碑写就,规模宏大,不成比例,就像新年里送给孩子的礼书:文字很少,图片很多。巴黎只有一座凯旋门,可是慕尼黑却有十座:胜利门、元帅廊;而为勇敢的巴伐利亚战士修建的方尖碑究竟有几座,我也说不清。

  在这个国家做伟人真的不错;您可以肯定石头上、青铜上,到处都会刻有自己的名字,至少您会有一尊雕像被竖在某一个广场的中央,或安放在建筑物的门楣上方,与用白色大理石做成的胜利女神像为伍。这种对雕像、对荣誉、对纪念性建筑的狂热,在那些善良的人们身上被发挥到了极点,以至于在有些马路的路角,您可以看到许多已经竖好的空雕像架,它们是为那些现在尚未出名的未来名人而准备的。现在,也许所有的广场都已经安排满了,因为1870年的普法战争为他们提供了那么多的英雄、那么多的光荣事迹!……

  比如,我很愿意想像一下著名的冯·戴尔·汤恩将军〔18〕的雕像,他被安放在一个郁郁葱葱的广场中央,像古人那样半裸着身体,站在一个饰有浮雕的漂亮底座上;浮雕的一面反映的是巴伐利亚士兵放火焚烧巴泽耶村的情景,另一面讲述的则是巴伐利亚士兵在伍尔斯枪杀救护车中法国伤兵的故事〔19〕。这将是多么辉煌的纪念碑呀!

  巴伐利亚人不仅满足于将伟人遍布整个城市,他们还把这些伟人集中起来,安置在慕尼黑门的一幢寺庙里,称之为“光荣之殿”。一条巨大的大理石柱廊曲折迂回,勾勒出正方形的三条边,在这条柱廊下面排列着许多托架,托架上放着选帝侯〔20〕、国王、将军、法学家等人的半身像(您可以从看门人那里要到名册)。

  再往前一点,矗立着一尊巨人般的雕像,它位于所有硕大阶梯的顶端,这些阶梯看上去阴沉凄凉,在公园的一片葱茏中毫无遮掩地上升着。青铜巨人雕像肩披狮皮,一手持剑,一手拿着荣誉之冠(又是荣誉);我看到它的时候正是八月的一个黄昏,雕像的影子拖在地上,长得不成比例,它那夸张的动作填满了宁静的平原。雕像四周,沿着廊柱,名人们的半身像在西下的夕阳中做着鬼脸。整个寺庙空旷而死寂!我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在石板路上回荡,又重新体验到了这虚无中伟大的印象,自从我来到慕尼黑,这种印象就一直纠缠着我。

  巴伐利亚雕像里面,有一座旋转上升的铸铁楼梯。我心血来潮地一直爬到顶端,在巨人雕像的脑袋里坐了一会儿,其实那是一个小圆厅,阳光透过两扇窗户——也就是巨人的两只眼睛——照进来。尽管这两只眼睛朝阿尔卑斯山蓝色的地平线张开着,可里面仍然很热。青铜被太阳晒得滚烫,又用令人窒息的热气裹住我。我不得不赶快下去!……不过这没关系,这次登高已经足以让我认识你了!我看到你的胸膛里没有心,你那歌唱家般粗大而自负的双臂上没有肌肉,你的剑是用压花的金属铸成的;我感觉到在你空洞的脑袋里,只有沉重的醉意和喝啤酒成瘾的人的麻木思维……还说1870年当我们被卷入这疯狂的战争时,我们的外交家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呢。啊!要是当时他们也能花点力气登上巴伐利亚雕像该多好!

  (七)

  盲人皇帝!……

  我到慕尼黑已经十天了,却还没有任何关于日本悲剧的消息。我开始绝望。一天晚上,我在一家小酒馆的花园里吃晚饭,上校容光焕发地来了。

  “我拿到了!”他对我说,“你明天早晨到博物馆去……我们一起读,你会看到这悲剧写得多么优美。”

  那天晚上他很开心,说话的时候眼睛熠熠生辉。他高声朗诵了悲剧的几个片段,试图唱其中的合唱曲。有两三次,他的侄女不得不提醒他小点声:“熟熟……熟熟……”我想,他如此激动、如此兴奋,完全是因为感情洋溢的原因。的确,他给我背诵的那几个片段真的非常优美,我巴不得立刻拥有这部杰作。

  第二天,我来到宫廷花园,非常惊讶地发现藏品馆的门关着。上校不在博物馆,这可不同寻常,我立刻朝他家跑去,心中隐隐感到一丝不祥。他家所在的那条路位于城郊,很短,也很安静,路边有很多花园和矮房子;可那一天,马路显得比平时骚动。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房门口说话。西耶波尔特先生家的门关着,百叶窗则开着。

  很多人进进出出,一脸的悲伤。这里发生了一个天大的灾难,悲伤的气氛溢出了房屋,一直弥漫到路上……我到的时候,听见哭泣的声音。哭声是从一条小走廊的尽头传来的,那里有一间大房间,里面非常拥挤,却很明亮,好像是书房。书房里放着一张白木长桌,有很多书和手稿,还有摆满藏书的玻璃柜、装帧着金银花纹丝绸封面的册子;墙上挂着日本兵器、版画和巨大的地理图。上校躺在床上,在这杂乱的旅行纪念品和书籍之中,他那长长的胡须笔直地摊在胸前,可怜的侄女一边叫着“熟熟”,一边跪在墙角里哭泣。德·西耶波尔特先生昨天夜里瘁然离开了人世。

  我没有勇气为了一个文学上的梦幻而打搅所有人的悲伤,所以当天晚上就离开了慕尼黑。就这样,关于这部杰出的日本悲剧,我知道的将永远只是它的名字:《盲人皇帝》……此后,我们目睹了另一场悲剧的上演〔21〕,我从德国带回的这个名字似乎和这出悲剧十分吻合;那是一场灾难般的悲剧,充满了鲜血和泪水,只不过它不是发生在日本。

  注 释

  〔1〕 德国地名,位于德国东南部,首府为慕尼黑。

  〔2〕 辛巴达是《一千零一夜》中所描写的阿拉伯航海家,他曾多次出海冒险,走过最神秘的国土,见过最意想不到的人,有过许多奇怪、刺激、惊险的经历。

  〔3〕 梅耶贝尔(1791—1864),德国作曲家,其音乐生涯在柏林和巴黎两地度过,创作有多部历史题材的浪漫歌剧。

  〔4〕 指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发生在1866年的冲突,以普鲁士军队的胜利而告终。

  〔5〕 德国地名,位于德国西南部,与法国、瑞士接壤,首府为斯图加特。

  〔6〕 科尔是德国的边境城市,位于西南部的巴登—符滕堡州,与法国的斯特拉斯堡隔莱茵河相望,德法边境线穿过连接两座城市的桥梁中央。

  〔7〕 德国地名,位于巴伐利亚州的西南部。

  〔8〕 发源于德国莱茵兰地区的一个家族,13世纪起分成多支,曾出过好几个皇帝,如普法战争期间在位的普鲁士国王、后来的德国皇帝纪尧姆一世,即为拿骚家族的后代。

  〔9〕 德国城市,位于巴伐利亚,1866年7月10日那里曾发生过战斗。

  〔10〕 约瑟夫·干戈里(1810—1883),德国作曲家,尤其擅长谱写舞曲。

  〔11〕 瑞士州名。

  〔12〕 阿尔弗雷德·德·缪塞(1810—1857),法国作家。

  〔13〕 缪塞的喜剧作品,剧名源自喜剧的主人公。方塔西奥是一名负债累累的男子,在别人的挑动下,伪装成弄臣,来到巴伐利亚王宫。在那里他遇见了爱丽丝贝特公主,后者即将违心地嫁给曼托瓦王子。方塔西奥得知后想方设法帮助她摆脱了这门婚姻。

  〔14〕 意大利北部地名,原为公国,1708年起属奥地利,1866年归属意大利。

  〔15〕 讽刺杂志,1848年创刊于柏林。

  〔16〕 位于慕尼黑西南,是德国第四大湖。

  〔17〕 地名,位于奥地利。

  〔18〕 德国将军,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担任巴伐利亚第一军司令。

  〔19〕 巴泽耶和伍尔斯均为法国地名,前者在法国北部的阿登省,后者在东北部的下莱茵省。普法战争期间,双方军队分别在两地发生激战。巴泽耶战斗发生在1870年9月1日,法国海军陆战队历史上首次参加战斗,给予普军重创;伍尔斯战斗发生在同年8月6日,法国重骑兵对普军发起猛烈冲锋。两次战斗均引来普鲁士军队的疯狂报复。

  〔20〕 有权选举德意志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封建诸侯。

  〔21〕 作者指的是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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