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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之都

  名叫“帕科”的男孩儿,马德里多的是。这个名字是“弗朗西斯科”的爱称。马德里流传着一个笑话,说是有个做父亲的来到马德里,在《自由报》的寻人栏中刊登了一则启事说:“帕科,星期二中午到蒙塔尼亚饭店来见我。往事一概不咎。爸爸。”结果,应召而来的青年竟有八百人之多,最后只得召来一中队的骑警才把他们赶散。但是,在卢阿卡寄宿公寓里当餐室侍者的这个帕科,却既没有父亲原谅他,也没有做过什么错事需要父亲原谅。他有两个姐姐在卢阿卡做女侍,她们得到这份工作是因为她们跟这家寄宿公寓原先的一个女侍是同乡,那个女侍干活勤快,为人又诚实,因而就给她的村子和同村的人都赢得了好名声。两个姐姐出盘缠让弟弟乘长途汽车来到马德里,并且替他弄到这份当侍者学徒的活儿。他来自埃斯特雷马杜拉 [1] 的一个村庄,那里的情况还处于原始状态,真叫人难以相信,食物匮乏,生活中的舒适品根本谈不上。从他有记忆的日子起,他就在拼命地干活。

  他是个身材结实的小伙子,头发漆黑,有点儿鬈曲,一口洁白的牙齿,皮肤细腻,连姐姐们也羡慕不已;脸上还经常挂着一丝开朗的微笑。他手脚灵快,活儿干得挺出色,也很爱他的姐姐: 她们看上去很标致,很世故。他喜欢马德里: 这仍然是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地方;他也喜欢他的工作,穿着干干净净的亚麻布衬衫和夜礼服在明亮的灯光下干活儿,厨房里吃的东西又很丰盛,这工作似乎充满了瑰丽的浪漫色彩。

  住在卢阿卡,并在餐室就餐的还有另外八到十二个人,但是在帕科的眼里——他是三个侍者中最年轻的一个——实际存在的就只有那些斗牛士。

  二流的剑刺手 [2] 住在这家公寓里,因为圣赫罗尼莫路地段很好,伙食精美,膳宿费用又便宜。对于一个斗牛士来说,即使不显得阔气,至少得显得体面些,因为在西班牙,人们最最重视的美德就是体面和尊严,勇敢倒还在其次。斗牛士们总住在卢阿卡,直到他们花光了最后几块比塞塔。从来没听说过有哪个斗牛士搬出卢阿卡,住进了一家更高级或者更豪华的旅馆,因为二流斗牛士从来不会成为一流斗牛士;可是从卢阿卡潦倒下去却十分迅速,因为凡是能挣点钱的人,都可以住在这里;客人不提出,账单是从不会拿给他的,除非经营这家膳宿公寓的那个女人知道他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眼下,正有三名正式的剑刺手住在卢阿卡公寓,此外还住着两名很好的骑马长矛手和一名出色的短枪手。对于家在塞维利亚 [3] ,春季要住在马德里的骑马长矛手和短枪手来说,住进卢阿卡是一种奢侈的享受。但是他们收入不错,工作固定,雇用他们的剑刺手在即将到来的斗牛季节中全签订了大量合同,所以这三位副手每一个挣的钱都有可能比那三个剑刺手中的任何一个为多。说到那三个剑刺手,有一个生了病,却想装得没病似的;另一个是新兴的角色,没红几天便成了过眼烟云;而第三个则是个胆小鬼。

  这个胆小鬼曾一度勇猛非凡,技艺高强,到斗牛季节他第一次作为正式剑刺手出场时,小肚子就被牛角狠狠地戳了一下,负了重伤,从此便成了胆小鬼,不过仍然保留着走红时的许多豪爽的派头。他一天到晚乐呵呵的,不管有人逗他,没人逗他,他总是笑口常开。当年得意的日子,他挺喜欢恶作剧,但现在已经不再来这一套了。大概没有心思了吧。这位剑刺手有着一张聪明的、非常坦率的面孔,举止很有派头。

  生病的那位剑刺手处处留神,从不显出生病的样子,餐桌上摆出来的菜他都特别细心地每一样都吃上一点。他有许许多多手帕,总自己动手在房间里洗。近来,他更卖起自己的斗牛服来了。圣诞节前他卖掉了一套,价钱十分便宜,到四月的第一个星期又卖掉了一套。这都是很值钱的服装,一直保存得很好,如今他身边只剩下一套了。生病以前,他曾是一个大有希望,甚至是轰动一时的斗牛士。尽管他自己不识字,却收集了一些剪报,上面说,他在马德里的首场斗牛中表现得比贝尔蒙特 [4] 还要出色。现在他总是独自一人在一张小桌旁进餐,很少抬一抬头。

  那位曾经昙花一现的剑刺手个子矮小,皮肤黝黑,很有气派。他也是独自一人坐在一张桌子旁就餐,脸上难得有一丝笑意,更不用说哈哈大笑了。他来自瓦利阿多里德 [5] ,那里的人都是不苟言笑的。他可是个有才能的剑刺手,但是他还没有仗着自己临危不惧、镇静自若的长处赢得公众喜爱时,他的风格就已经过时了,海报上披露出他的大名再不能把观众吸引到斗牛场去了。他当年的新奇之处在于他身材矮小,连公牛的肩隆也看不到;但身材矮小的斗牛士并不就只他一个,他始终没有能给公众留下持久的印象。

  至于那两位骑马长矛手,一个是花白头发的瘦子,长着一副秃鹫般的面孔,体格虽不健壮,胳膊和腿却像铁打的一般,裤子下面总是穿一双牧牛人穿的长筒靴,每天晚上总要喝上过多的酒,色迷迷地盯着公寓里的随便哪个女人。另一位则生着一张古铜色的面孔,身材魁梧,皮肤黝黑,容貌英俊,两手大得特别,头发像印第安人那样乌黑。这两位都是了不起的骑马长矛手,不过大家都说第一位因为耽于酒色,技艺已经大不如前,而第二个据说又过于任性,动不动就跟人吵架,所以跟任何剑刺手共事,顶多只一个斗牛季节。

  那个短枪手是个中年人,头发已经斑白,可是尽管上了岁数,却仍然像猫一般敏捷;他坐在餐桌旁边,看上去很像一个生财有道的商人。对今年这个斗牛季节说来,他的腿脚还很利落,到了上场的时候,他的聪明才智和丰富经验还足以使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愁没人正式雇用他。所不同的是: 到他脚底下不够敏捷时他就会惊慌失措,而如今不管在场内场外他都胸有成竹,镇静自若。

  这天晚上,大家都已离开了餐室,只剩下那位长着秃鹫面孔、喝多了的骑马长矛手,逢年过节在西班牙集市上拍卖表的那位脸上带有胎记、同样也喝多了的商人;另外还有两个加利西亚 [6] 来的教士,他们坐在墙犄角的一张桌子旁,酒即使喝得不算过多,肯定也已经不少。在当时,酒是包括在卢阿卡的膳宿费用中的,而侍者又刚新拿来几瓶巴耳德佩尼亚斯 [7] 红葡萄酒,先送到拍卖商的桌上,再送给骑马长矛手,最后又送去给两个教士。

  三名侍者站在餐室的一头。这里的规矩是: 侍者要等他们所负责的餐桌上的客人全部走光以后才能下班。但负责两个教士那张餐桌的侍者预先约好要去参加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集会,帕科事先已答应帮他照料那张餐桌。

  楼上,那个生病的剑刺手正独自一人伏在床上。那位不再引人注目的剑刺手正坐在那里望着窗外,准备出去上咖啡馆坐会儿。那位胆小鬼剑刺手则把帕科的一个姐姐关在自己的房间里,想要让她干什么事儿,可她却嘻嘻笑着不肯答应。剑刺手于是说:“来啊,野姑娘。”

  “不,”帕科的姐姐说。“我干吗要来?”

  “行个好吧。”

  “你吃饱了,现在又要拿我当甜点心。”

  “只来一回。这又有什么害处呢?”

  “别碰我。别碰我,我告诉你。”

  “这不过是一件很小的事儿罢了。”

  “我告诉你,别碰我。”

  在下面餐室里,那个个子最高的侍者这时已经误了开会的时间,他说:“瞧瞧这些黑猪喝酒的样子。”

  “话不能这么说,”第二个侍者说。“他们都是些体面的顾客,酒又喝得不算太多。”

  “我看我这种说法很恰当,”高个子侍者说。“西班牙有两个大祸害,公牛和教士。”

  “当然不是说个别的公牛和个别的教士啰,”第二个侍者说。

  “当然是,”高个子侍者说。“只有通过个别的人,你才能向整个阶级发动进攻。必须杀死个别的公牛和个别的教士。把他们统统杀光。然后才不会再有新的出来。”

  “留着这些话到会上去说吧,”第二个侍者说。

  “瞧瞧马德里的野蛮劲吧,”高个子侍者说。“现在已经十一点半了,这些家伙还在大吃大喝。”

  “他们是十点钟才开始吃的,”第二个侍者说。“而且菜又很多,这你也知道。那种酒又很便宜,他们都付了钱,再说,这酒也不凶。”

  “有你这样的傻瓜,工人们怎么能团结一致呢?”高个子侍者问。

  “听我说,”第二个侍者说,他是个五十岁的人了。“我已经干了一辈子的活啦。下半辈子也一定要干活。我对干活毫无怨言。干活是正常的。”

  “是呀,可没有活干就要命了。”

  “我一直在干活,”年纪较大的侍者说。“去开会吧。用不着待在这里了。”

  “你真是个好同志,”高个子侍者说。“不过你缺乏思想。”

  “Mejor si me falta eso que el otro,”年纪较大的侍者说(意思是没有思想总比没有活儿干好点儿)。“去开会吧。”

  帕科一直没有吭声。他还不懂得政治,但是每次听高个子侍者讲到必须杀死教士和宪警时,他总感到一阵心情激动。在他看来,高个子侍者就代表着革命,而革命也是富于浪漫色彩的。他本人倒很想成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一个革命者,有一个像现在这样的固定工作,同时,还是一个斗牛士。

  “开会去吧,伊格纳西奥,”他说。“你的工作我来照应。”

  “我们俩来照应,”年纪较大的侍者说。

  “一个人就足够了,”帕科说。“去开会吧。”

  “Pues, me voy,” [8] 高个子侍者说。“多谢多谢。”

  同时,在楼上,帕科的姐姐已经摆脱了那个剑刺手的拥抱,那副熟练的程度不亚于一个摔跤运动员摆脱对手的擒拿那样。她现在发起火来,说:“你们这些饿狼般的家伙。一个不够格的斗牛士,胆小如鼠。要是你对女人有这么多本事,就把它用到斗牛场上去吧。”

  “你这种说话的腔调就像个婊子。”

  “婊子也是女人,可我不是婊子。”

  “可也快了。”

  “反正不会由你第一个来糟践。”

  “离开我出去吧,”剑刺手说。这时候,他因为遭到拒绝,碰了一鼻子灰,又感到心寒胆怯起来了。

  “离开你?什么东西没有离开你呢?”帕科的姐姐说。“你不要我帮你把床铺铺好吗?老板花钱雇我来就是干这个的。”

  “离开我,”剑刺手说。那张英俊开朗的脸紧蹙起来,那样子像是在哭泣。“你这婊子。你这个小臭婊子。”

  “剑刺手,”她说,顺手把门关上。“我的剑刺手。”

  在房间里,剑刺手一屁股在床上坐下。他的脸仍然那样紧蹙着。在斗牛场上,每当他这样时,他总是强作笑脸,把坐在第一排的观众吓上一大跳,因为他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竟会落到这步田地,”他大声说。“竟会落到这步田地。”

  他还没有忘记自己得意的日子,那不过是三年前的事情。他还没有忘记五月里那个炎热的下午,他身上披着那件沉重的、盘着金丝花的斗牛服,那时候他在斗牛场上的嗓音像在咖啡馆里一样从容,一样响亮。他记得当他动手去刺杀公牛时,牛角正低下来,他握紧宝剑,剑锋斜着朝下,对准牛肩膀的顶端,只看见两只宽大的、可以撞倒木栅、尖端已经裂开的牛角,上面是一片布满尘土、长着短毛的黝黑色的肉峰,那时他曾经吁了一口气;他记得剑扎进去时就像扎进一堆硬黄油一样容易,他用手掌推着剑柄,左臂低低地伸过去,左肩朝前,全身的重量全压到了左腿上,接着忽地一下身体的重量又不在他的腿上了。说时迟,那时快,身体的重量竟落到了他的小肚子上,公牛抬起头来,一只牛角戳进了他的小肚子,他给牛角戳住,转了两下,才由别人把他救下来。所以现在,当他难得有机会动手去刺杀公牛时,他已经不敢正眼盯着牛角了。一个婊子又怎么知道他每次斗牛之前思想上要经历一番什么样的斗争呢?这帮人经历过些什么场面,居然敢来嘲笑他?她们都是些婊子,自己知道会干出些什么勾当来。

  在楼下餐室里,那个骑马长矛手坐在那里,打量着那两个教士。餐室里要是有女人,他便直眉瞪眼瞅着她们。要是没有女人,他就很有兴趣地盯着一个外国人,un inglés [9] ,但这当儿既没有女人又没有外国人,他只好傲慢无礼而又自得其乐地盯着那两个教士。正当他这样盯着教士看的时候,脸上带有胎记的拍卖商站起身来,折好餐巾,走了出去,把他要来的最后一瓶葡萄酒剩下了一大半。倘若他在卢阿卡的账目早已付清的话,他准会把这瓶酒全部喝光的。

  两个教士并没有回看这个骑马长矛手。一个教士说:“我来到这里等着见他已经有十天了。我整天坐在接待室里,可他就是不肯见我。”

  “有什么办法可想吗?”

  “一点办法也没有。能有什么办法呢?咱们这种身份的人是没法抗拒权贵的。”

  “我来了两个星期了,也是一事无成。我等着,他们就是不肯见我。”

  “咱们都是从被人遗弃的乡下来的。等钱花光后,咱们就可以回去了。”

  “再回到被人遗弃的乡下去。马德里对加利西亚有什么好关心的呢?咱们那儿是个穷省份。”

  “咱们的巴西略兄弟所干的事是可以理解的。”

  “但我对巴西略·阿尔瓦雷斯是否诚实还缺乏真正的信心。”

  “人到了马德里就学会懂事了。马德里扼杀了西班牙的生机。”

  “只要他们肯接见一下,哪怕是拒绝你的要求也好啊。”

  “不会的。干等着吧,就是要让你等得焦头烂额,精疲力竭。”

  “好吧,咱们就等着瞧吧。只要别人能等,我也就能等。”

  正在这时,那个花白头发秃鹫面孔的骑马长矛手站起身,走过来站在教士们的餐桌旁,面带微笑地盯着他们看了一会。

  “一位斗牛士,”一个教士对另一个说。

  “而且是个出色的,”骑马长矛手说,然后便走出了餐室。他身穿灰色茄克衫、紧身马裤,腰身很漂亮,双腿呈弓形,足蹬一双牧牛人的高跟皮靴。当他一边微笑着,一边相当稳健地大踏步走出去的时候,这双皮靴在地板上发出咔嗒咔嗒的声响。他生活在一个安排得当的职业小天地里,在这个天地里,他日子过得挺乐和,夜夜陶醉在纵酒狂欢之中,什么也不放在眼里。此刻,他点起一支雪茄,在门厅里把帽子歪戴在头上,便出门向咖啡馆去了。

  两个教士很快就意识到自己成了餐室里最后的两个人,于是便紧跟着那位骑马长矛手也离开了。现在餐室里除了帕科和那个中年侍者外,已经空无一人。他俩收拾好餐桌,把酒瓶拿进了厨房。

  洗盘子的小伙子待在厨房里。他比帕科大三岁,为人玩世不恭,尖酸刻薄。

  “来,拿过去,”中年的侍者说。他倒了一杯巴耳德佩尼亚斯红葡萄酒,递给他。

  “有好喝的为什么不喝?”小伙子把酒杯接了过去。

  “Tu [10] ,帕科?”年纪较大的侍者问。

  “谢谢你,”帕科说。他们三个人都喝了。

  “我要走了,”中年的侍者说。

  “晚安,”帕科和那个小伙子对他说。

  他走了出去,只剩下他们俩了。帕科拿起一条教士用过的餐巾,两脚站定,笔直地立着,然后放低餐巾,顺势低下头去,把双臂一挥,模仿斗牛士从从容容摆动披风的那种架势。他转过身来,右脚稍稍向前移动了一下,又做了一个摆动披风的动作,对着假想的公牛占据到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地位,接着又做了一个摆动披风的动作,这一次动作徐缓、恰到好处、十分边式,然后他把餐巾收回到腰部,脚步不动,身子一闪,躲过了公牛。

  那个洗盘子的名叫恩里克,他用挑剔的目光嘲笑地望着帕科。

  “公牛怎么样?”他说。

  “非常勇猛,”帕科说。“你瞧。”

  他挺直瘦长的身子,又做了四个无懈可击的摆动披风的动作,身段干净利落,边式优美。

  “公牛呢?”恩里克问,他背靠洗碗槽站着,手里拿着酒杯,腰上系着围裙。

  “劲头还很足,”帕科说。

  “你真叫我恶心,”恩里克说。

  “为什么?”

  “瞧我的。”

  恩里克脱下围裙,逗引着假想中的公牛,做了四个漂亮的、吉卜赛式的挥动披风的慢动作,最后把围裙的一端放开,用手成弧形地一摆,掠过从身边冲过的公牛的鼻子,再绕到了自己的腰上。

  “瞧瞧我这一手,”他说。“可我却在洗盘子。”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害怕,”恩里克说。“Miedo. [11] 你在斗牛场上面对着真的公牛时,也会同样害怕。”

  “不,”帕科说。“我不会害怕。”

  “Leche! [12] ”恩里克说。“每个人都害怕。不过斗牛士能够抑制住自己心头的害怕,所以他才能撩拨公牛。我参加过一次业余斗牛,结果怕得要死,只好逃走。每个人都认为那很有趣。到时候你也会害怕的。如果不是因为害怕,那西班牙所有擦皮鞋的早就都成了斗牛士了。你,一个乡下小伙子,准会比我怕得还要厉害。”

  “不会,”帕科说。

  他在想象中,曾经斗过好多次牛了。好多次,他都看到了牛角,看到了湿漉漉的牛嘴,看到牛耳朵在抽动,接着,当他披风一挥时,就看到牛把头一低,猛冲过来,蹄子啪啪作响,激怒的公牛擦身而过。当他一次又一次地挥动披风时,公牛便一次又一次地猛冲过来,最后他做了一个潇洒的闪身动作,使公牛兜过来绕过去。然后他大摇大摆地走开去,短上衣的金花上粘着公牛擦身而过时碰下来的牛毛;公牛呆若木鸡地站在那里,像中了催眠术那样,观众中欢声四起。不,他才不会害怕呢。别人是会害怕的,但他不会。他知道自己不会害怕的。即使他曾经感到害怕,他知道自己好歹能够应付的。他有信心。“我不会害怕,”他说。

  恩里克又说了一遍:“Leche。”

  他接着说道,“咱们要不要试试看?”

  “怎么个试法呢?”

  “听我说,”恩里克说。“你只想到牛,可你并没有想到牛角。牛的气力很大,牛角划起人来像小刀子一样锋利,戳起人来像刺刀一样快,杀起人来像棍棒一样凶狠。瞧,”他说着打开桌子的一只抽屉,取出两把切肉刀。“我把这两把刀绑在椅子腿上,再把椅子举在头的前面给你扮演公牛。刀子就算牛角。如果你做得出刚才那些动作,那才算你真有本事。”

  “把你的围裙借给我,”帕科说。“咱们到餐室里去试试。”

  “不,”恩里克说,他突然变得不那么刻薄了。“别试吧,帕科。”

  “要试,”帕科说。“我不怕。”

  “等你看见刀子过来,你就会怕了。”

  “咱们等着瞧吧,”帕科说。“把围裙给我。”

  恩里克用两块油迹斑斑的餐巾缚住刀身的中央,打了个结,把这两把刀身沉重、刀锋跟剃刀一样犀利的切肉刀牢牢缚在椅子的腿上。这时候,那两个女侍,也就是帕科的两个姐姐,正在去电影院的路上。她们要去看葛丽泰·嘉宝主演的《安娜·克里斯蒂》。至于那两个教士,一个正穿着内衣坐在那里读祈祷书,另一个则穿着睡衣在念玫瑰经。除了生病的那位以外,所有的斗牛士晚间都到了福尔诺斯咖啡馆;那位身材魁梧、深色头发的骑马长矛手正在打弹子,那位矮小、严肃的剑刺手正同那位中年的短枪手和其他几个一本正经的工人挤坐在一张桌子旁边,面前摆着一杯牛奶咖啡。

  那位喜欢喝酒、头发花白的骑马长矛手坐在那里,面前摆着一杯卡扎拉斯白兰地,乐滋滋地盯着另一张桌子,因为那位早已泄了气的剑刺手正跟另一名已经抛弃了剑重作短枪手的剑刺手和两名形容憔悴的妓女坐在那边。

  拍卖商站在街道拐角地方跟朋友谈天。高个子侍者正在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会议上等候机会发言。中年侍者坐在阿尔瓦雷斯咖啡馆的平台上喝着一小杯啤酒。卢阿卡的女老板已经在自己的床上睡着了。她仰面躺着,两腿夹着垫枕;她身个儿又大又胖,为人随和,诚实而清白,笃信宗教,丈夫死了二十年,她每天都想念他,为他祈祷。那个生病的剑刺手独自一人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伏在床上,嘴巴顶着一块手帕。

  再说,在空荡荡的餐室里,恩里克用餐巾把切肉刀缚在椅腿上,打好了最后一个结,然后把椅子举起来。他把缚上刀子的两条椅腿朝前,又把椅子高举过头,头的两边各有一把刀子,笔直朝前。

  “这椅子很重,”他说。“听我说,帕科。这事儿很危险。别来了吧。”他在出汗。

  帕科面对他站着,把围裙展开,拇指朝上,食指朝下,两手各捏着围裙的一边,把它展开来逗引“公牛”的注意。

  “笔直冲过来吧,”他说。“像公牛那样转过身。想冲多少次就冲多少次。”

  “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挥披风呢?”恩里克问。“最好是斗三个回合以后,中间来个休息。”

  “好,”帕科说。“对着我来吧。嘿,torito [13] !来吧,小公牛!”

  恩里克低下头朝他冲了过来,帕科就在刀子前面把围裙挥舞着,刀子从他的肚子前面刺过去。对他来说,这掠过去的刀子就是真正的牛角,角尖白生生的,犀利而光滑;当恩里克从他身边冲过去后重又转过身子向他再冲来时,这正是公牛那热乎乎的、两边血迹斑斑的硕大身躯砰砰砰地冲过去,又像猫一般敏捷地转过身来,在他缓缓地挥动披风时再次向他冲来。接着,公牛又一转身冲了过来。当他盯视着来势凶猛的刀尖时,他把左脚向前多迈出了两英寸,刀子没有擦身过去,而是像插进酒囊那样一下子就插进了他的小肚子。从突然插进去的坚硬的钢刀上面和周围,涌出了滚热的鲜血。恩里克大声喊道:“啊呀!唉!快让我拔出来!快让我拔出来!”帕科朝前扑倒在椅子上,手里仍然拿着那条当披风用的围裙,恩里克连连拉着椅子,这时刀子连连在他、在他的小肚子,在帕科的小肚子里转动。

  现在刀子抽出来了,他坐在地板上一摊越来越大的、热乎乎的血泊里。

  “把餐巾遮在上面。快捂住!”恩里克说。“紧紧捂住。我这就去请医生。你必须捂住不让血出来。”

  “应该预备一只橡皮杯子的,”帕科说。他曾经看见那种杯子在斗牛场上用过。

  “我笔直地冲过来,”恩里克哭着说。“我只是想让你看看这有多危险。”

  “别担心,”帕科说,他的声音听上去很微弱。“去把医生找来吧。”

  在斗牛场上,他们是把你抬起来,扛着跑到手术室去的。如果你还没有到那里,股动脉里的血就流光了,那么他们就把教士请来。

  “去通知那两个教士中的随便哪一位,”帕科说,一边用餐巾紧紧捂住自己的小肚子。他简直没法相信这事儿已经落到了自己的头上。

  但这话恩里克并没有听到,他正沿着圣杰罗尼莫赛马场向通宵服务的急救站跑去。帕科独自一人,先坐起身,后来又把身子蜷作一团,终于摔倒在地板上,再也没有爬起来过。他感到自己的生命正在离开自己,就像拔掉浴缸里的塞子以后,缸里的脏水很快流光一样。他害怕起来,觉得头发晕。他想作一次忏悔。他记得它是怎么开头的:“我的上帝啊,我因为触犯了您而感到由衷的悔恨,您真值得我敬爱,我决心……”他虽然说得很快,但还没等他说完,他已经觉得昏昏沉沉,支撑不住,于是脸朝下伏到地板上,很快就死了。股动脉一经割断,血液总是一下子便流光,那速度简直叫人难以相信。

  当急救站的医生由一名警察(他紧紧抓住恩里克的一只手臂)陪同走上楼梯时,帕科的两个姐姐还在大马路的电影院里。她们对嘉宝演的这部电影大为失望。过去她们惯于看到这位大明星扮演的角色活动在豪华奢侈、富丽堂皇的场面中,而在这部影片中她却生活得那样凄惨、卑微。观众根本不喜欢这部影片,他们吹口哨,跺脚,来表示抗议。旅馆里所有其他的客人几乎都在做着帕科出事儿时他们正做的事情,只有那两个教士因为已经祈祷完毕,正在准备睡觉;那个头发花白的骑马长矛手已经把酒移过去,跟那两个面容憔悴的妓女坐在一张桌子上。过了一会,他便跟她们中间的一个走出了咖啡馆。这个妓女刚才喝的酒一直是那个失去了勇气的剑刺手付钱买来的。

  对于这些事儿里的随便哪一件,帕科这个小伙子永远不会知道了,对于这些人第二天和以后的日子要做些什么,也是这样。他根本不知道他们到底怎样生活下去,怎样结束一生。他甚至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结束了一生。正像西班牙有句谚语所说的那样,他是“充满着幻想”死去的。在他短促的一生中,他还没有时间经历幻想的破灭,甚至到临死之前也没有来得及把忏悔做完。

  他甚至连对嘉宝演的那部电影表示失望的时间也没有,这部电影使整个马德里的观众失望了一个星期。

  翟象俊 译

  * * *

  [1] 西班牙中西部一高原。

  [2] 斗牛士一般可分为三种,“剑刺手”是斗牛队里的主要斗牛士,是唯一可以用剑刺杀公牛的人;“骑马长矛手”骑在马上,于斗牛开始时,用带有钢尖的长矛刺牛,将其激怒;“短枪手”手持成双的短枪,将其插入已被激怒的牛之肩部和颈部。每个斗牛队通常由一名剑刺手,两名骑马长矛手和三名短枪手组成,以剑刺手为首,其他五人须服从他的指挥。

  [3] 西班牙西南部一城市。

  [4] 贝尔蒙特,生于1892年,为西班牙著名斗牛士。

  [5] 西班牙北部一城市。

  [6] 西班牙西北部一沿海省份。

  [7] 西班牙中南部一村庄,盛产红葡萄酒。

  [8] 西班牙语,意思是“那我走了”。

  [9] 西班牙语,意思是“一个英国人”。

  [10] 西班牙语,意谓“你呢”。

  [11] 西班牙语,意谓“害怕”。

  [12] 西班牙语,意为“奶水”,俚语作“去你的”解。

  [13] 西班牙语,意为“小公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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