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级文官，
驿站的主宰。
——维亚泽姆斯基公爵[26]
谁不诅咒驿站长，谁没有和他们吵过架？谁不在盛怒的时刻向他们讨取那本要命的簿子，把自己因受冒犯、粗暴对待和怠慢而产生的徒然的怨恨统统记上去？谁不把他们当作从前那些刀笔吏，或者至少是牟罗马[27]森林里的强盗那样的万恶之徒？可是只要我们公正一点，设身处地为他们想一想，那么，在我们责备他们的时候，也许就会宽容得多。驿站长是什么样的人呢？不折不扣的第十四等受苦人，凭着自己的官职只能免遭殴打，而且未必都能幸免（希望读者能扪心自问）。维亚泽姆斯基戏称他们为主宰者，他们的职责是什么呢？难道不是真正的服苦役吗？他们日夜不得安宁。旅客们往往把旅途寂寞而产生的怒气发泄在他们头上。天气恶劣，道路坎坷，车夫固执，马匹乏力——这全是驿站长的过错。旅客一走进他那简陋的屋子，就像对仇人一样盯着他；如果他能把不速之客尽快打发掉，那总算他幸运，但是，如果碰巧没有马呢？……天哪！那就会有什么样的谩骂，什么样的威胁劈头盖脸落在他头上！他得冒雨踏着泥泞挨家挨户去跑；在暴风雨中，在三九严寒里，他只好躲到门廊里，避开盛怒的借宿旅客的吼叫和推撞，稍稍歇一口气。要是来了一位将军，战战兢兢的驿站长就把仅有的两辆三套马车调给他，其中一辆是信差专用的。将军走了，连谢谢也不说一声。过了五分钟，又响起来车的铃声！……信差把驿马使用证往桌上一扔！……我们把这一切都仔细想一想，我们的心中就会充满真挚的同情，而不是愤怒。我想再说几句：二十年来我连续不断地跑遍了俄罗斯的东西南北，几乎所有的驿道我都熟悉，几代车夫我都认识，难得有一个驿站长我觉得面生，我不曾与之打交道的驿站长也很少。我很想于短时间内把我在旅行中观察到的趣事整理出版，而现在我只想说一点：公众对驿站长这种人的看法是非常错误的。这些受尽诽谤的驿站长一般说来都是些很和气的人，天生殷勤周到，容易相处，对荣誉极少要求，对钱财也不过分贪婪。从他们的谈话中（过往的老爷们偏偏忽视这些话），可以汲取许多有趣和有益的东西。至于我呢，老实说，我宁可听他们的谈话，也不愿听任何一个因公出差的六级文官的言论。
大家不难猜到，在驿站长这一类可敬的人当中有我的朋友。事实上，有一位驿站长留给我的回忆，我是很珍惜的。从前我们有机会接近过，现在我想把他的事讲给亲爱的读者们听听。
一八一六年五月，我曾经顺着一条现在已经废弃的驿道经过某省。我官职卑微，只能搭每站都得换乘的驿车，付两匹马的租费。因此驿站长们对我都很不客气，我往往得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争取到在我看来我有权得到的待遇。我年轻、暴躁，每当站长把为我准备的三匹马套到某个官老爷的四轮马车上时，我对站长的卑劣行径和怯懦都深为愤慨。同样，在省长举行的宴会上，势利的仆人常常绕过我先给别人送菜，对此我也很久不能习惯。现在我觉得这些都是正常现象。事实上，如果不按照做官的尊敬做官的这样一条公认的准则，而代之以聪明人尊敬聪明人这种原则行事，那我们的社会将变成什么样子？将会产生什么样的争吵？仆人送菜时该先送给谁呢？不过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
那是一个大热天，在离某驿站三里路时稀稀落落地下起雨来了，过了一会儿，便降下了瓢泼大雨，把我淋得浑身透湿。一到驿站，我头一件事就是赶快换衣服，其次是要一杯茶。“喂，杜妮亚！”站长叫道，“生好茶炊，再去拿些鲜奶油。”话音刚落，一个十四岁模样的小姑娘从隔板后面走出来，跑进门廊里去。她的美貌使我深为吃惊。“这是你的女儿？”我问驿站长。“是小女，”他非常得意地回答。“她是那么聪明，那么伶俐，完全像她故世的妈妈。”这时他动手登记我的驿马使用证，我便欣赏他那些用来布置简朴而整洁的房间的图画。这些图画画的是一个浪子的故事：第一幅画的是一个可敬的老人，他头戴睡帽，身穿晨衣，正在送走一个不安分的青年，那青年匆匆接受老人的祝福和钱袋。第二幅用鲜明的笔触画着年轻人的放荡行为：他坐在桌旁，身边围着一群虚伪的朋友和无耻的女人。接着一幅是，挥霍殆尽的年轻人穿着破衣烂衫，戴着三角帽，正在放猪，与猪争食，脸上露出深深悲痛和悔恨的神色。最后一幅画的是儿子回到父亲身边，善良的老人仍戴着睡帽，穿着晨衣，正跑出去迎接儿子。那浪子跪在地上；后面，一个厨师正在宰肥牛犊，哥哥在询问仆人为什么这样高兴。在每一幅画下面我都读到一首相应的德语诗。所有这一切也像那一盆盆的凤仙花、挂着花布帐子的床以及我周围的其他物品一样，至今仍铭记在我的头脑中。就像在眼前一样，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位五十来岁、面色红润、精神矍铄的主人，记得他那件绿色的常礼服，上面别着三枚缀在褪色缎带上的奖章。
我还在给那老车夫付钱的时候，杜妮亚已经端着茶炊回来。这机灵姑娘从第二眼起就看出她给了我什么印象。她垂下那对浅蓝色的大眼睛，我便和她聊起天来，她像一个见过世面的姑娘那样，一点都不害羞地回答我的问题。我请她父亲喝一杯潘趣酒，递给杜妮亚一杯茶，我们三个人就像老朋友一样闲聊起来。
马早就准备好了，可我一直不愿同站长及他的女儿分手。我终于和他们告别；父亲祝我一路平安，女儿送我到马车旁。走到门廊时，我停了步，请求她允许我吻她一下；杜妮亚同意了……
自从我那样做了以后，我可以数得出许多次接吻，但没有一次能给我留下如此长久、如此愉快的回忆。
几年以后，我又有机会经过那条驿道，来到那些地方。我想起老站长的女儿，一想到又能见到她，感到很高兴。但我想，老站长也许已经卸任，杜妮亚大概出嫁了。我头脑中也闪过其中一个人已经不在人世的想法，于是我带着悲伤的预感向某驿站走去。
马匹在驿站的小屋旁停住。一走进房间，我立即认出那几幅画着浪子故事的图画；桌子和床铺仍摆在老地方，但窗台上已经没有花；一切都凋敝而凌乱。站长在睡觉，身上盖着皮袄，我的到来把他吵醒了。他欠起身……这正是萨姆松·维林，可他衰老得多厉害！他在动手登记我的驿马使用证时，我瞧着他的白发，瞧着他那好久未刮的脸上出现的深深的皱纹，瞧着他那驼了的背——仅仅三四年时间，他竟从一个精力充沛的男子汉变成一个干瘪的老头，这不能不使我感到震惊。“你还认得我吗？”我问他，“我们可是老相识了。”“也许是吧，”他忧郁地答道，“这是一条大路，我这儿来来往往的旅客多着哪。”“你的杜妮亚好吗？”我接着问。老人皱起眉头。“谁知道，”他回答。“这么说，她出嫁了？”我说。老人装作没听见我的问话，继续轻轻念着我的驿马使用证。我不再问他，叫他给我送茶来。我真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心里好不焦急，于是指望潘趣酒能打开我这位老相识的话匣子。
我没有想错：老人没有拒绝喝酒。我发觉朗姆酒驱散了他脸上的乌云。喝到第二杯，他的话就多起来了。他记起或者装作记起了我的样子，于是我从他那儿听到一个当时使我极感兴趣、又使我深深感动的故事。
“这么说，您认识我的杜妮亚啰？”他开始说。“其实还有谁不认识她呀？唉，杜妮亚，杜妮亚！她原是个多好的姑娘啊！过去，不管谁到这儿来，都要夸奖她，没有一个人会责备她。太太们常常送东西给她，有的送一块手帕，有的送一对耳环。过路的老爷们故意留下来，似乎是为了吃一顿午饭或晚饭，其实只是为了多看她几眼。往往有这种情况：来了个老爷，不管他脾气多大，只要她在场，他就会安静下来，心平气和地和我谈话。先生，信不信由您，那些信差、信使和她一谈就是半个小时。这个家全靠她撑着：收拾屋子，准备个什么，她都弄得舒舒齐齐。可我这个老傻瓜，对她总是看不够，疼不够。我还能不爱我的杜妮亚吗？我能不疼自己的孩子吗？难道她的日子还过得不快活吗？可是不，灾难是躲也躲不了的，在劫难逃啊！”于是他就详详细细地向我诉起苦来。——三年前，一个冬天的傍晚，站长正在一本新簿册上面画线，女儿在隔板后面缝衣服，这时来了一辆三套马车，那旅客戴着切尔克斯帽，穿着军大衣，裹着围巾，走进来要马。那时所有的马都派出去了。那旅客一听到这消息就提高嗓门，扬起了鞭子。可是见惯了这种场面的杜妮亚从隔板后面跑出来，亲切地问来人：他要不要吃点什么？杜妮亚的出现产生了与往常一样的效果。旅客的气消了，他答应等候马匹，还定了一客晚饭。旅客摘下湿漉漉的长毛帽子，解下围巾，脱下军大衣，原来是个身姿挺拔、蓄着两撇黑胡子的年轻骠骑兵。他在站长身边坐下，和站长父女俩快快活活地谈起话来。晚饭端上来了，同时，马匹也回来了，站长便吩咐不必喂马，立即把马匹套到来客的马车上。可是站长回到房间里来的时候，却看见那年轻人躺在长凳上，几乎失去了知觉。那年轻人感到身体不舒服，头痛得厉害，无法动身……怎么办！站长把自己的床铺让给他，并决定，病人的病情如不见好转，明天一早便派人到C城去请医生。
第二天骠骑兵病得更重了。他的仆人骑上马，进城去请医生。杜妮亚用一块浸醋的手帕扎在他的头上，坐在他的床边缝衣服。病人在站长面前呻吟着，几乎没说过一句话，可是喝了两杯咖啡，还哼哼着要了一份午饭。杜妮亚寸步不离地守着他。他不时要水喝，杜妮亚总是给他端来一大杯亲手做的柠檬水。病人只用嘴唇沾了一下，每次把杯子还给杜妮亚时都要用那只虚弱的手握握杜妮亚的手，表示感谢。午饭前，医生来了。他按按病人的脉搏，用德语和他谈了一会儿话，然后用俄语说，病人只需静养，过两天就可以上路了。骠骑兵付给他二十五卢布诊金，并邀请他吃午饭；医生同意了。两人吃得津津有味，还喝了一瓶葡萄酒，最后高高兴兴地分手了。
又过了一天，骠骑兵的病完全好了。他格外高兴，不停地和杜妮亚或站长开玩笑，用口哨吹着曲子，和旅客聊天，把他们的驿马使用证登记在驿站记事本上，就这样讨得了善良的驿站长的欢心，到第三天早晨，站长和这位可爱的房客分别时便感到依依不舍了。那天是礼拜天，杜妮亚打算去做礼拜。骠骠兵的马车套好了。他和站长道别，慷慨地酬谢了他的留宿和招待；他也和杜妮亚道别，主动表示要送她到村头的教堂去。杜妮亚不知如何是好……“你怕什么呀？”父亲对她说，“他老爷又不是狼，不会把你吃掉的，你就乘车上教堂去吧。”杜妮亚坐到骠骑兵身边，仆人登上驭座，车夫打了一声呼哨，马匹就飞跑起来了。
可怜的站长弄不懂，他怎么能亲自允许杜妮亚和骠骑兵一起乘车去，他怎么会这样糊涂，当时他的理智上哪儿去了。不到半个小时，他心里便愈来愈烦闷，焦急得坐立不安。他终于忍耐不住，亲自到教堂去了。他走近教堂时，发现做礼拜的人都走了，但是杜妮亚既不在院子里，也不在教堂门口。他慌忙走进教堂，神父正从祭坛后面走出来，教堂管事在吹灭蜡烛，两个老太婆还在角落里祈祷，可是杜妮亚却不在教堂里。可怜的父亲好容易下定决心去问那个管事，杜妮亚来做过礼拜没有。管事说她没有来过。站长半死不活地回到家里。他剩下一个希望：杜妮亚年轻好动，也许想起要到下一站她教母那里去。他心急如焚地等待她乘坐的那辆三套马车回来。车夫没有回来。傍晚前他终于独自醉醺醺地回来，带来一个叫人悲痛欲绝的消息：“杜妮亚和骠骑兵又从那一站往前走了。”
老人经不起这样的打击，他立即倒在年轻的骗子手头天睡过的那张床上。这时站长回想起这两天的情况，明白骠骑兵的病是假装的。可怜的老人发起高烧来，他被送到C城去看病，他的工作暂时由别人代替。给他看病的就是那个给骠骑兵看过病的医生。他肯定地对站长说，年轻人完全没有病，还说，他当时就猜到那骠骑兵的险恶用心，但他慑于他的鞭子，不敢作声。不管德国人说的是真话，还是想炫耀他有先见之明，都丝毫不能安慰可怜的病人。驿站长身体刚刚康复，就向C城的邮政局长请了两个月假，没跟任何人吐露自己的打算，步行去找女儿。他从驿马使用证上知道，骑兵上尉明斯基是从斯摩棱斯克到彼得堡去的。给他赶过车的车夫说，杜妮亚一路上都在哭，虽然看样子她是自愿跟他走的。站长想：“也许我能把我那迷途的羔羊带回家吧。”他就带着这个想法来到彼得堡，住在伊兹梅洛夫团的驻地他的老同事，一个退伍军士的家里，并开始寻找他的女儿。不久他就打听到，骑兵上尉明斯基在彼得堡，住在杰姆特旅馆。站长决定去找他。
驿站长一大清早就来到明斯基的前厅，请求禀报老爷，说有个老兵要见他。勤务兵刷着一只上着楦头的皮靴，对他说，主人在睡觉，不到十一点钟不接见任何人。站长走了，到规定的时间又来求见。明斯基穿着晨衣，戴着红色小圆帽亲自出来见他。“老兄，你有什么事？”他问道。老人的心激动起来，泪水在眼眶里滚动，声音颤抖着，只说了句：“老爷……您行行好吧！……”明斯基迅速地瞥了他一眼，脸刷地红起来，他抓住老人的手，把他带进书房，随手关上门。“老爷！”老人继续说，“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您至少得把我苦命的杜妮亚还给我。您已经把她玩够了，您别白白糟蹋了她。”“木已成舟，无可挽回了，”年轻人狼狈不堪地说，“我对不起你，愿意请求你的宽恕。不过你不要以为我会扔掉杜妮亚，她会过上好日子的，我向你保证。你要她干什么？她爱我，她已经不习惯过原来那种生活了。你也好，她也好，都不要忘了已经发生的事情。”接着他把一卷东西往站长袖子里一塞，打开房门，站长自己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已经待在街上了。
他呆呆地站了好久，后来发现翻袖口上有一卷纸。他拿出来展开一看，是几张揉皱的五卢布和十卢布钞票。泪水又一次在他的眼眶里滚动，这是愤怒的泪水。他把钞票捏成一团，扔在地上，用鞋跟狠狠地跺了几下，走了……他走了几步，停下，想了想……转回去……但钞票已经不见了。一个穿着体面的年轻人看见他，立刻向一辆马车跑去，慌忙上了车，喊了声：“走！……”站长没去追他。他决定回驿站去，但走以前想见见可怜的杜妮亚，哪怕只见一面也好。为此，过了两天，他又到明斯基那里去，但勤务兵板着脸对他说，主人谁也不见，便挺起胸脯，把他从前厅里挤出去，当着他的面砰的一声关上门。站长站着站着，最后只好走了。
就在这天晚上，他刚在“一切穷苦人的福音”教堂做完祷告，走上铸造厂大街。突然一辆豪华的四轮马车从他面前疾驰而过。站长认出乘车的是明斯基。马车在一座三层楼房的大门口停下来，那骠骑兵跑上了台阶。站长头脑里闪过一个想碰碰运气的念头。他折了回来，走到马车夫身旁，问道：“老哥，这是谁的马车？是明斯基的吧？”“正是，”车夫回答，“你有什么事？”“是这么回事：你家老爷叫我送封信给他的杜妮亚，可我忘记他的杜妮亚住在哪儿了。”“就住在这里，在二楼。可你的信已经送得太晚，这会儿他本人已经在她那儿了。”“没关系，”站长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说，“谢谢你的指点，不过我还是得去交差。”说着便登上了楼梯。
门紧锁着，他拉了拉铃，焦急不安地等了几秒钟。响起开锁声，门开了。“阿芙多季娅·萨姆松诺夫娜[28]住在这儿吗？”他问道。“住在这儿，”一个年轻的女仆回答，“你找她有什么事？”站长没答话就走进大厅。“不行，不行！”女仆在他后面叫起来，“阿芙多季娅·萨姆松诺夫娜有客人。”但站长毫不理会，径自往前走。头两个房间黑咕隆咚的，第三个房间有灯光，他走到一扇开着的门前面站住。在这个布置得十分豪华的房间里，明斯基坐在那儿沉思默想，杜妮亚穿着华丽时髦的服装坐在他那把圈椅的扶手上，就像一个坐在英国式马鞍上的女骑士。她含情脉脉地望着明斯基，把他乌黑的鬈发绕在自己凝脂般的手指上。苦命的驿站长！他从来没有觉得女儿长得这么漂亮，便不由自主地欣赏起她来。“谁在那儿？”她没有抬起头，问道。他仍旧默不作声。杜妮亚没有听到回答便抬起头……接着大叫一声倒在地毯上。明斯基吃了一惊，跑过去扶她，突然他看见老站长站在房门口，便放下杜妮亚，走到他跟前，愤怒得浑身颤抖。“你要干什么？”他咬牙切齿地对老站长说，“你干吗像强盗似的处处跟着我？你是不是想杀了我？滚出去？”他用一只有力的手抓住老人的衣领，把他推下楼梯。
老人回到住所。朋友劝他去上告，但站长想了想，把手一挥，决定就此罢手。过了两天，他从彼得堡回到驿站，重新干他的差使。“杜妮亚走后，我孤零零的一个人过日子，这已经是第三年了，”最后他说，“她一点消息也没有。是活是死，只有上帝知道了。什么事都会发生的。被过路的浪荡鬼拐骗的，杜妮亚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这些姑娘给玩弄了一阵就被扔掉了。这样的人在彼得堡很多，都是些年轻的傻姑娘，今天她们穿的是绸缎丝绒，明天呢，你瞧，她们就得和小酒馆里的穷光蛋一起去扫马路了。有时，我一想到杜妮亚可能也会沦落在那里，就不由得起了罪恶的念头，觉得她还是死了好……”
这就是我的朋友老驿站长讲的故事。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他总是泣不成声，常常把故事打断，令人感动地用衣襟擦去眼泪，就像德米特里耶夫那首优美的叙事诗中真诚的捷连季奇一样。这些眼泪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他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喝了五杯潘趣酒引起的，但不管怎么说，还是使我十分感动。和他分手后，我久久不能忘记老站长，久久地怀念着可怜的杜妮亚……
不久前，我路过某地的时候，又想起我的朋友；我听说，他管理的那个驿站已经撤销了。我问过许多人：“老站长还健在吗？”可是谁也不能给我满意的回答。我决定去看看我熟悉的那个地方，我在当地租了几匹马，到H村去。
这是秋天的事。灰蒙蒙的云层遮满了天空，寒风从收割过的田野上吹来，卷走树上的红叶和黄叶。夕阳西斜时我来到了村里，在驿站那所旧房子前面停下来。一个胖女人走到门廊里（苦命的杜妮亚曾在那里吻过我），她回答我的问话说，老站长去世快一年了，他的房子里现在住着一个酿酒师傅，她就是那人的妻子。我有些后悔，因为白白跑了一趟，还花掉七个卢布。“他是怎么死的？”我问酿酒师傅的妻子。“喝酒喝死的，老爷，”她回答。“他葬在哪儿？”“在村外，埋在他老伴旁边。”“能带我到他的坟地上看看吗？”“怎么不能？喂，凡卡！别再跟猫玩了。带这位老爷到坟地上去，把站长的坟指给他看。”
话声刚落，一个衣衫褴褛、栗色头发的独眼男孩跑了过来，立即把我带出村子。
“你认识那个死去的站长吗？”路上我问他。
“怎么不认识？他还教我做过笛子呢。从前（但愿他早日进入天国）他从酒店里出来，我们就跟在他后面叫：‘老爷爷，老爷爷，给我们胡桃！’他就把胡桃分给我们。他总是跟我们在一块儿玩。”
“旅客中有人问起他吗？”
“这会儿旅客很少了，只有陪审官顺便来过，可他顾不上死人的事。夏天来过一个太太，她倒是问起过老站长，还到他坟上去过。”
“什么样的太太？”我好奇地问。
“一个非常漂亮的太太，”男孩回答，“她坐着六匹马拉的轿式马车，带着三个小少爷和一个奶妈，还有一条黑色的哈巴狗。她一听说老站长死了，马上哭起来，对孩子们说：‘你们乖乖地待在这里，我到坟上去一下。’我本想带她去，可太太说：‘我自己认得路。’她给了我一个五戈比的银币，真是个好心的太太……”
我们来到坟地，这是个荒凉的地方，没有围墙，竖着一个个木头的十字架，连一棵能给这些十字架遮阴的小树也没有。我从来没有见过这般凄凉的坟地。
“这就是老站长的坟，”小孩对我说，他跳上一个坟堆，那上面竖着一个镶着铜神像的黑色十字架。
“太太到这儿来过吗？”我问道。
“来过，”凡卡回答。“我远远地看着她。她扑倒在这儿，在上面趴了好久。后来太太到村里去，叫来神父，给他一些钱就坐车走了，她给了我一个五戈比的银币……真是个好太太！”
我也给小孩五戈比，不再懊悔走了一趟，花费了七个卢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