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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家自白

  一个毫无痛苦的潜伏期在我身上持续了二十五年,接着突然发作了,人们说我得了这种病。

  但是,他们不称它为麻疹,而称它为幽默。

  公司里的职员凑份子买了一个银墨水台,祝贺经理的五十寿辰。我们拥到他的私人办公室里去送给他。

  我被推选为发言人,说了一段准备了一星期之久的短短的贺词。

  这番话非常成功,全是警句、双关语和可笑的牵强附会,笑声几乎震倒了这家公司——在五金批发行业中,它算是相当有实力的。老马洛本人居然咧开了嘴,职员们马上顺水推舟,哄堂大笑。

  我作为幽默家的名声就是那天早晨九点半开始的。

  之后好几个星期,同事们一直煽动我自满的火焰。他们一个个跑来对我说,我那番话是多么俏皮,老兄,并且向我解释讲话中每一处诙谐的地方。

  我逐渐发觉他们指望我继续下去。别人可以正经地谈论生意买卖和当天的大事。对我却要求说一些滑稽和轻松的话语。

  人们指望我拿陶器也开开玩笑,把搪瓷铁器挖苦得轻巧些。我是簿记员,假如我拿出一份资产负债表而没有对总额发表一些逗乐的评论,或者在一张犁具的发票上找不到一些令人发噱的东西,别的职员们便会感到失望。

  我的声望逐渐传开,我成了当地的“名人”。我们的镇子很小,因而才有这种可能。当地的日报经常引用我的言论。社交集会上,我是不可或缺的人。

  我相信自己确实也有点儿小聪明和随机应变的本领。我有意培养这种天赋,并且通过实践加以发展。我的笑话的性质是善意亲切的,绝不流于讽刺,惹别人生气。人们老远见到我便露出笑容,等到走近时,我多半已经想好了使他的笑容变为哈哈大笑的妙语。

  我结婚比较早。我们有一个可爱的三岁男孩和一个五岁的女孩。当然,我们住在一幢墙上攀满蔓藤的小房子里,过着幸福的生活。我在五金公司担任簿记员的薪水不很优厚,但可以摒绝那些追逐多余财富的恶仆。

  我偶尔写些笑话和我认为特别有趣的随感,寄给登载这类作品的刊物。它们马上全被采用了。有几个编辑还来信鼓励我继续投稿。

  一天,一家著名周刊的编辑给我来了信。他建议我写篇幽默文章,填补一栏地位,还暗示说假如效果令人满意,他准备每期都刊登一个专栏。我照办了。两星期后,他提出和我签订一个合同,报酬比五金公司给我的薪水高得多。

  我非常高兴。我妻子已经在她心目中替我加上了一顶不朽的文学成就的桂冠。那天晚饭,我们吃了炸虾饼和一瓶黑莓酒。这是我摆脱单调工作的机会。我非常认真地同路易莎把这件事研究了一番。我们一致认为应当辞去公司里的职位,专门从事幽默。

  我辞职了。同事们设宴为我送别。我在宴会上的讲话非常精彩。报纸发表了全文。第二天早晨,我一觉醒来,看看钟。

  “啊呀,晚啦!”我嚷着去抓衣服。路易莎提醒我,如今我已经不是五金和建筑材料的奴隶,而是专业的幽默家了。

  早饭后,她得意地把我带到厨房旁边的小房间里。可爱的女人!我的桌子、椅子、稿纸、墨水、烟灰缸全都摆好了。还有作家的全套配备——插满新鲜玫瑰和忍冬的花瓶,墙上去年的旧日历,词典,以及在灵感空档时嚼嚼的一小袋巧克力。可爱的女人!

  我坐下来工作。墙纸的图案是阿拉伯花叶,或者苏丹的宫女,或者——也许是四边形。我的眼睛盯住其中的一个图案。我想到了幽默。

  一个声音惊醒了我——路易莎的声音。

  “假如你不太忙,亲爱的,”那个声音说,“来吃饭吧。”

  我看看表。哎,时间老人已经收回了五个小时。我便去吃饭。

  “开头的时候,你不应该太辛苦,”路易莎说,“歌德——还是拿破仑?——曾经说过,脑力劳动每天五小时已经够了。今天下午你能不能带我和孩子们去树林子里玩玩?”

  “我确实有点累。”我承认说。于是我们去树林子了。

  不久以后,我进行得很顺利。不出一个月,我的产品就像五金那么源源不断。

  我相当成功。我在周刊上的专栏引起了重视,批评家们私下议论说我是幽默界的新秀。我向别的刊物投稿,大大增加了收入。

  我找到了这一行的诀窍。我可以抓住一个有趣的念头,写成两行笑话,挣一块钱。稍稍改头换面,完全可以抻成四行,使产值增加一倍。假如翻翻行头,加一点韵脚装饰和一幅漂亮的插图,便成了一首诙谐的讽刺诗,根本无从辨认它的本来面目。

  我开始有富余的钱了,我们添置了新地毯和风琴。镇上的人也对我另眼相看,把我当做有点地位的人,不像以前在我做五金公司职员时,只把我当做一个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滑稽角色。

  五六个月后,我的幽默仿佛渐渐枯涸了。双关妙语和隽永辞句不再脱口而出。有时候我的素材告急。我开始留意朋友们的谈话,希望从中汲取一些可用的东西。有时候我咬着铅笔,一连好几个小时瞪着墙纸,想搜索一些不经雕琢、愉快诙谐的泡沫。

  对于我的朋友们,我成了一个贪婪的人,一个莫洛克、约拿[1]和吸血鬼。我心力交瘁,贪得无厌地待在他们中间,确实扫他们的兴。只要他们嘴里漏出一句机警的话,一个风趣的比喻,或者一些俏皮的言语,我就像狗抢骨头似的扑上去。我不敢信任自己的记忆力,只得偷偷转过身去,可耻地把它记在那个须臾不离的小本子上,或者写在上过浆的衬衫硬袖管上,准备来日之用。

  我的朋友们都以怜悯和惊讶的眼光看我。我已经判若两人。以前我给他们提供了消遣和欢乐,而今我却在剥削他们。我再也没有笑话供他们逗乐了。笑话太宝贵,我可不能免费奉送我的谋生之道。

  我成了寓言中可悲的狐狸,老是夸奖我的朋友们——乌鸦——的歌唱,指望他们嘴里能掉下我觊觎的诙谐的碎屑。

  几乎所有的人都开始回避我。我甚至忘了怎么微笑,即使听到了我要窃为己有的话,也不报之以笑脸。

  我搜集材料时,没有一个人、一个地点、一段时间或者一个题目能够逃脱。甚至在教堂里,我那堕落的想象也在庄严的过道和廊柱之间搜寻猎物。

  牧师念长韵诗的时候,我立刻想道:

  “颂诗——讼师——包打官司——长韵——长赢——少输多赢。”

  说教通过我思想的筛子,只要我能发现一句妙语或者俏皮话,牧师的告诫就全不在意地漏了过去。合唱团的庄严的赞美诗也成了我思绪的伴奏,因为我念念不忘的只是怎么把古老的滑稽加以新的变奏,正如把高音变为低音,低音变为中音一样。

  我自己的家庭也成了我的狩猎场。我妻子非常温柔、率真、富于同情心、容易激动。她的谈话曾是我的乐趣,她的思想是永不枯涸的愉快的源泉。现在我利用了她。她蕴藏着女人特有的可笑而又可爱的矛盾想法。

  这些浑朴和幽默的珍宝本来只应该用来丰富神圣的家庭生活,我却把它公开出售了。我极其狡猾地怂恿她说话,她毫不起疑,把心底话全掏了出来。我把它放在无情的、平庸的、暴露无遗的印刷物中公之于世。

  我一面吻她,一面又出卖了她,简直成了文学界的犹大。为了几枚银元,我给她可爱的坦率套上无聊的裙裤,让它们在市场上跳舞。

  亲爱的路易莎!晚上我像残忍的狼窥视荏弱的羔羊那样,倾听着她喃喃的梦话,希望替我明天的苦工活找些启发。不过更糟的事还在后面。

  老天哪!下一步,我的长牙咬进了我孩子的稚气语言的脖子。

  盖伊和维奥拉是两个可爱的思想和语言的源泉。我发现这一类的幽默销路很好,便向一家杂志社提供一栏“儿时记趣”。我像印第安人偷袭羚羊似的偷偷接近他们。我躲在沙发或门背后,或者趴在园子里的树丛中间,窃听他们玩耍嬉笑。我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无情贪汉。

  有一次,我已经山穷水尽,而我的稿件必须在下一班邮件中发出,我便躲在园子里一堆落叶底下,我知道他们会去那儿玩耍。我不相信盖伊会发觉我躲藏的地点,即使发觉了,我也不愿意责怪他们在那堆枯叶上放了一把火,毁了我一套新衣服,并且几乎送掉我一条老命。

  我自己的孩子开始像躲避瘟神似的躲着我。当我像可怕的食尸鬼那样向他们掩去时,我总是听到他们说:“爸爸来啦。”他们马上收起玩具,躲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我成了多么可悲的角色!

  我经济上搞得不坏。不到一年,我攒了一千元钱,我们生活得很舒服。

  可是这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我不清楚印度的贱民是怎么样的,但我仿佛同贱民没有区别。我没有朋友,没有消遣,没有人生的乐趣。我的家庭幸福也给断送了。我像是一只蜜蜂,贪婪地吮吸着生命最美好的花朵,而生命之花却畏惧和回避我的蜇刺。

  一天,有人愉快而友好地笑着向我打招呼。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遇到这类事情了。那天我打彼得·赫弗尔鲍尔殡仪馆走过。彼得站在门里,向我招呼。我感到一阵异常的难过,停了下来。他请我进去。

  那天阴冷多雨。屋子里一个小炉子生着火,我们进了屋。有顾客来了,彼得让我独自待一会儿。我立刻产生了一种新的感觉——一种宁谧与满足的美妙感觉。我打量一下四周一排排闪闪发亮的黑黄檀木棺材、黑棺衣、棺材架、灵车的掸子、灵幡,以及这门庄重行业的一切配备。这里的气氛是和平、整饬、沉寂的,蕴含着庄严肃穆的思想。这里处于生命的边缘,是一个笼罩在永恒的安静下的隐蔽场所。

  我一走进这里,尘世的愚蠢便在门口和我分了手。在这个阴沉严肃的环境里,我没有兴趣去思索幽默的东西。我的心灵仿佛舒服地躺在一张铺着幽思的卧榻上。

  一刻钟前,我是个众叛亲离的幽默家。现在我是个怡然自得的哲学家。我找到了避难所,可以逃避幽默,不必绞尽脑汁去搜寻嘲弄的笑话,不必斯文扫地博人一粲,也不必费尽周折去思索惊人妙语了。

  以前我和赫弗尔鲍尔不是很熟。他回来时,我让他先说话,惟恐他的谈吐同这个地方的挽歌般美妙的和谐不相称。

  可是,不。他绝没有破坏这种和谐。我宽慰地长叹一口气。我生平从不知道有谁的谈吐能像彼得那样平淡无奇了。同他相比,死海都可以算是喷泉了。没有一丁点风趣的火花和闪光来损害他的语言。他嘴里吐出的字句像空气那般平凡,像黑莓那般丰富,像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吐出的、一星期前的行情纸条那样不引人注意。我激动得微微颤抖,抛出我最得意的笑话试了他一下。它无声无息地反弹了回来,锋芒全失。从那时起,我就喜欢上了这个人。

  每星期我总有两三个晚上遛到赫弗尔鲍尔那里去,沉湎在他的后屋里。那成了我惟一的乐趣。我开始早些起身,快快赶完工作,以便在我的安息所里多消磨一些时间。在任何别的地方,我无法抛弃向周围勒索幽默的习惯。彼得的谈话却不同,任凭我拼命围攻,他也不打开一个缺口。

  在这种影响下,我的精神开始好转。每个人都需要一点消遣来解除工作的疲劳。如今我在街上遇见以前的朋友时,竟然对他们笑笑,或者说一句愉快的话,使他们大为惊讶,有时我竟然心情舒畅地同我家里人开开玩笑,使他们目瞪口呆。

  我被幽默的恶魔折磨得太久了,以致现在像小学生似的迷恋休息日的时间。

  我的工作却受到了影响。对我来说,工作已不是从前那种痛苦和沉重的负担。我常常在工作时间吹吹口哨,思绪比以前酣畅多了。原因是我想早早结束工作,像酒鬼去酒店那样,急于去到那个对我有益的隐蔽所。

  我的妻子心事重重,猜不透我下午去哪儿消磨时光。我认为最好不要告诉她真相,女人不理解这一类事情。可怜的女人!——有一次她确实受到了惊吓。

  一天,我把一个银的棺材把手和一个蓬松的灵车掸子带回家,打算当做镇纸和鸡毛掸子。

  我很喜欢把它们放在桌上,联想到赫弗尔鲍尔铺子里可爱的后屋。但是被路易莎看到了。她怕得尖叫起来。我不得不胡乱找些借口安慰她。但是我从她眼神里看出,她并没有消除成见。我只得赶快撤了这两件东西。

  有一次,彼得·赫弗尔鲍尔向我提出一个建议,使我喜出望外。他以一贯的踏实平易的态度把他的账册拿给我看,向我解释说,他的收益和事业发展得很快。他打算找一个愿意投资的股东。在他认识的人中间,他觉得我最合乎条件。那天下午我和彼得分手时,他已经拿到了我存款银行的一千元支票,我成了他的殡仪馆的股东。

  我得意忘形地回到家里,同时也有一点顾虑。我不敢把这件事告诉我妻子。但是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因为我可以放弃幽默创作,再度享受生活的苹果,不必把它榨得稀烂,从中挤出几滴博人一笑的苹果汁——那将是何等的快慰!

  晚饭时,路易莎把我不在家时收到的几封信交给我。好几封是退稿信。自从我经常去赫弗尔鲍尔那里以后,我的退稿信多得简直吓人。最近我写笑话和文章的速度非常快,文思也非常敏捷。以前我却像砌砖那样迟钝而痛苦地慢慢拼凑。

  其中一封是和我订有长期合同的周刊的编辑寄来的,目前我们家的主要收入还是那家周刊的稿酬。我先拆开那封信,内容是这样的:

  敬启者:

  我社与您签订的年度合同已于本月期满。我们深为抱歉地奉告,明年不再准备与您续签。您以前的幽默风格颇使我们满意,而且受到广大读者欢迎。但最近两个月来,我们认为尊稿质量有显著下降。

  您以前的作品显示了左右逢源、挥洒自如的诙谐与风趣,最近却显得苦苦构思,穷于应付,并有捉襟见肘、难以卒读之感。

  我们在此表示歉意,并通知您今后不拟接受尊稿,敬希鉴谅。

  编者谨启

  我把这封信递给我的妻子。她看了后,脸拉得特别长,眼里含着泪水。

  “卑鄙的家伙!”她愤愤地嚷道,“我敢说你写的东西同过去一般好。而且你花的时间连过去的一半都不到。”那一刻,我猜测路易莎想到了以后不再寄来的支票。“哦,约翰,”她带着哭音说,“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没有回答,却站了起来,绕着饭桌跳起波尔卡舞步。我肯定路易莎认为这个不幸的消息使我急疯了,我觉得孩子们却希望我发疯,因为他们拉拉扯扯地跟在我背后,学着我的步子。如今我又像是他们往日的游伴了。

  于是我说明高兴的原因,宣布我已经是一家殷实的殡仪馆的合伙股东,笑话和幽默去他妈的。

  我妻子手里还拿着那封编辑的信,当然不能说我干得不对,也提不出反对的理由,除了表示女人没有能力欣赏彼得·赫弗——不,现在是赫弗尔鲍尔股份公司啦——殡仪馆后面那个小房间是多么美妙的地方。

  作为结尾,我再补充一点。今天在我们的镇子里,你再也找不到比我更受欢迎、更快活、说笑话更多的人了。我的笑话再度到处传播,被人广泛引用,我再度津津有味地听着我妻子推心置腹的絮絮细语而不存图利之心,盖伊和维奥拉在我膝前戏耍,散播着稚气幽默的珍宝,再也不怕我拿着一个小本子,像恶鬼似的盯在他们背后了。

  我们的生意非常发达。我记账,照看店务,彼得负责外勤。我说我的轻松活泼足以使任何葬礼变成一个爱尔兰式的追悼宴会。

  * * *

  [1] 莫洛克是古代腓尼基人信奉的火神,以儿童为祭品。约拿是带来厄运的希伯来预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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