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睡在床上的时候，他走进屋来关上窗户，我就看出他像是病了。他浑身哆嗦，脸色煞白，走起路来慢吞吞，似乎动一动都痛。
“怎么啦，沙茨？”
“我头痛。”
“你最好回到床上去。”
“不，没事儿。”
“你回床上去。等我穿好衣服就来看你。”
可是等我下楼来，他已经穿好衣服，坐在火炉边，一看就是个病得不轻、可怜巴巴的九岁男孩。我把手搁在他脑门上，就知道他在发烧。
“你上楼去睡觉吧，”我说。“你病了。”
“我没事儿，”他说。
医生来了，他给孩子量了量体温。
“几度？”我问他。
“一百零二度。”
在楼下，医生留下三种药，是三种不同颜色的药丸，还吩咐了服用方法。一种是退热的，另一种是泻药，第三种是控制酸的。他解释说，流感的病菌只能存在于酸性状态中。他似乎对流感无所不知，还说只要体温不高过一百零四度就不用担心。这是轻度流感，假如不并发肺炎就没有危险。
回屋后我把孩子的体温记下来，还记下吃各种药丸的时间。
“你要我念书给你听吗？”
“好吧，你要念就念吧，”孩子说。他脸色煞白，眼睛下面有黑圈。他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似乎超然物外。
我大声念着霍华德·派尔的《海盗集》 ［1］ ；但我看得出他不在听我念书。
“你感觉怎么样，沙茨？”我问他。
“到目前为止，还是老样子，”他说。
我坐在他床脚边看书，等着到时候给他吃另一种药。本来他睡觉是轻而易举的，但我抬眼一看，只见他正望着床脚，神情十分古怪。
“你干吗不想法睡一会儿？要吃药我会叫醒你的。”
“我情愿醒着。”
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要是你心烦就不用在这儿陪我，爸爸。”
“我没心烦。”
“不，我是说如果叫你心烦的话，就不用在这儿陪。”
我以为他也许有点头晕，到了十一点我给他吃了医生开的药丸后就到外面去了一会儿。
那天天气晴朗寒冷，地面上盖着一层雨夹雪都结成冰了，因此看上去所有光秃秃的树木、灌木、修剪过的灌木、全部草地和空地上面都涂上了一层冰。我带了一条爱尔兰长毛小猎狗顺着那条路，沿着一条结冰的小溪散散步，但在光滑的路面上站也好，走也好，都不容易，那条红毛狗跳一下滑倒了，我也重重摔了两跤，有一次我的枪都掉下来，在冰上滑掉了。
一群鹌鹑躲在悬垂着灌木的高高土堤下，被我们惊起了，它们从土堤顶上飞开时我打死了两只。有些鹌鹑栖息在树上，但大多数都分散在一丛丛灌木林间，必须在长着灌木丛那结冰的土墩上蹦跶几下，它们才会惊起呢。你还在覆盖着冰的、富有弹性的灌木丛中东倒西歪，想保持身体重心时，它们就飞出来了，这时要打可真不容易，我打中了两只，五只没打中，动身回来时，发现靠近屋子的地方也有一群鹌鹑，心里很高兴，开心的是第二天还可以找到好多呢。
到家后，家里人说孩子不让任何人上他屋里去。
“你们不能进来，”他说，“你们千万不能拿走我的东西。”
我上楼去看他，发现他还是我离开他时那个姿势，脸色煞白，不过由于发烧脸蛋绯红，像先前那样怔怔望着床脚。
我给他量体温。
“几度？”
“好像是一百度，”我说。其实是一百零二度四分。
“是一百零二度，”他说。
“谁说的？”
“医生说的。”
“你的体温还好，”我说，“没什么好担心的。”
“我不担心，”他说，“不过我没法不想。”
“别想了，”我说，“别急。”
“我不急，”他说着一直朝前看。显然他心里藏着什么事情。
“把这药和水一起吞下去。”
“你看吃了有什么用吗？”
“当然有啦。”
我坐下，打开那本《海盗集》，开始念了，但我看得出他没在听，所以我就不念了。
“你看我几时会死？”他问。
“什么？”
“我还能活多久才死？”
“你不会死的。你怎么啦？”
“哦，是的，我要死了。我听见他说一百零二度的。”
“发烧到一百零二度可死不了。你这么说可真傻。”
“我知道会死的。在法国学校时同学告诉过我，到了四十四度你就活不成了。可我已经一百零二度了。”
原来从早上九点钟起，他就一直在等死，都等了一整天了。
“可怜的沙茨，”我说，“可怜的沙茨宝贝儿，这好比英里和公里。你不会死的。那是两种体温表啊。那种表上三十七度算正常。这种表要九十八度才算正常。”
“这话当真？”
“绝对错不了，”我说，“好比英里和公里。你知道我们开车时车速七十英里合多少公里吗？”
“哦，”他说。
可他盯住床脚的眼光慢慢轻松了，他内心的紧张也终于轻松了，第二天一点也不紧张了，为了一点小事，动不动就哭了。
刘文澜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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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霍华德·派尔（1853—1911），美国作家、画家、插图家，为杂志工作多年，作品大多取材美国殖民地时期及内战时期史实及传说，除撰文外，还亲自作画。